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

我的长相平庸而粗糙，但是我的内心精致而细腻。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说，别看我长得象个杀猪的，其实我是个写诗的。

我在中学上语文科，戴着黑边眼镜的语文老师教会我如何使用排比和拟人，说会了排比和拟人，就是诗人了，就可以写诗了。我间或看我姐姐订阅的《少年文艺》和《儿童时代》，有一次《少年文艺》征集诗歌，必须是中学生作者，一个作者最多寄二十首，一个月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杂志，得了奖后就是全国级别的小诗人，也算特长，将来高考可以加分，跟你会扔标枪或铁饼一样管用。我一晚上就写了三十首，第二天挑了二十首，用绿格稿纸誊了，寄了出去。我想，我记得的李白杜甫也不过二十首，我的二十首传个千八百年，也知足了。

那个写诗的晚上，我速读《诗经》，跳过所有祭祀章节和不认识的文字，明白了“赋比兴”和“郑风淫”、最大的写诗诀窍就是找到心中最不安最痒痒的一个简单侧面，然后反复吟唱。那个写诗的晚上，我写完了我这辈子所有的诗，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一句，就象我在十六岁至十八岁期间耗尽了我对姑娘的所有细腻美好想象，之后，所有的姑娘在我的眼里都貌美如花。刘京伟说，你丫花痴。张国栋说，你丫没品味，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烂梨也解渴。我说，你们土鳖。

人在不同时候，对于不同事物的产能是大不相同的。过去打架泡妞，一天能打三场架，一个月能和四个姑娘臭贫，同时处两个女朋友，一三五、二四六，周日休息，一次三至五毫升。现在写小说，笔顺了，一天五、六千字，一个老婆够我一年到头想念，一次三至五毫升。真不知道，妙人曹禺，三十岁之后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

我那二十首诗的第一首是这样的：

《印》

我把月亮印在天上
天就是我的
我把片鞋印在地上
地就是我的
我把唇印在你的额头
你就是我的

我那二十首诗的第二首是这样的：

《空》

没有双脚
我还可以走近你
没有双手
我还可以抚摸你
没有心脏
我还可以思念你
没有下体
我还可以燃烧你

一个月后，我得到通知，连三等奖也没有评上，二十首诗被退回来，稿纸最后有四字评语：“淫荡书卷”，然后画了好几个大叉。我觉得是在夸我。这四个字一直留着，夹在笔记本里，写小说的时候带着，不时看看，当成自己对文章风格的追求，时刻激励自己。

我给老流氓孔建国看过我的诗。我想他是流氓，懂得姑娘，所以应该懂得诗。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诗没有评论，但是问了三次诗中的“你”是谁，第三次，我说诗中的“你”是祖国，是志气，是理想，是北京大学，是双皮面高帮耐克篮球鞋。

朱裳的皮肤很白，从侧面看去，可以看见颈部和颊部皮肤下青青的脉管。脉管里有一种让我心旌摇动的流动，看久了，心跳会和这种流动同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时，在静静的课堂里，仿佛人人都盯着我看，知道我在看什么。

在一个楼里住着，我少不了要遇着朱裳妈妈。她让我相信，老流氓孔建国讲的一切传奇都实际发生过。

外国文人夸女人到顶，说这个女人能让发情的公牛安静下来。我觉得与此相反，朱裳的娘能让从十六到六十岁的男人都充满肉欲，这在中国很少见。虽然朱裳娘已经明显老了，在眼角上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岁月刻画的丝丝纹理，但是这个迟暮的美人举手投足间却总能透出旧日旖旎的风光，令人仰视。就仿佛老流氓孔建国十年后已经金盆洗手、改行修车，尽管已经完全看不到年轻时一把管叉叉挑八条壮汉血透绿军装的风采，但是听说自己的侄子被几个小痞子打成了茄子，放下扳手，老流氓孔建国眼睛一睁，我还是感到秋风肃杀。

朱裳不是她妈妈那样的女人。鼻子不是鼻子，不高；眼睛不是眼睛，不大。五官中无一出众，但合起来就是好看，耐看。好象朱裳从她娘那里没有遗传来美丽的形式，却遗传来了美丽的感觉，就仿佛《爱丽斯奇境记》中的那只猫，笑脸没有了，笑容还在空中荡漾。

放学回家，我间或能碰见下班回来的朱裳父母，她父亲鼻梁上架了副眼镜，黑色窄边，金属镜架。少言寡语，但举手投足透着一股亲切和善。她母亲也很少说话，却总让我感到一股冷漠淡然，然后想起翠儿的好处。他们偶尔在楼道里遇见同事，朱裳爸爸常寒暄几句，聊一小阵子单位里的大事小情，朱裳的母亲只点点头，在他们聊天的时候检视一下自己剪裁精准的衣服，从上面捡下一、两点线头。我也在楼道里听过朱裳父母之间的对话，话题多集中于饮食的调节以及冷暖变化及其对策。我以前总是纳闷，街面上日日在自己面前飘然而过的那些美若天仙的姑娘们回家后都和谁睡觉。观察过朱裳父母之后我清楚了，就是和朱裳爹这种人。这种人坐不出龙椅和马扎的区别，赏受着上等的女人，无知无觉，问心无愧，如得大道。否则的话，对绿帽子的担心，就会让他少二十年阳寿。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厨房里淫浸二十年厨艺的朱裳妈妈，再遇上旧日的大流氓们，心里是什么感觉。那些大流氓现在可能都是董事长总裁了，出门都带保镖，至少有人拎包，前呼后拥，坐虎头奔驰。朱裳妈妈会不会想，或是至少想过，男人就不该挣有数的钱，就该如此风光。她如果这么想过，有没有和朱裳爸爸提及，朱裳爸爸如何应对。

终于有一次听老流氓孔建国交待，朱裳妈妈第一次抱住的那个目光凶狠凌厉的男孩现在已经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他的公司什么都做，从介绍婚姻拉国际皮条，到防弹衣军火，也做布料成衣，所以和我搞服装出口的爸爸也算是半熟脸的朋友。我见过那个家伙一次，那是个酒会，自助，有三文鱼，有龙虾，有很甜的葡萄酒，所有参加的人都穿得很正式，端着一杯酒走来走去，和认识的人表示重相见的惊喜，跟不认识的人露出微笑。我别别扭扭穿了身西服，借五楼邻居大哥的，跟了我爸去白吃。我看见那个大流氓，大背头，大皮鞋，大金链子，亮头油，也是个脑袋巨大的人。他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听他滔滔不绝而又从容自得地讲着什么。他的三个保镖在屋子里也戴着墨镜，左右及身后各有一个，三个人同时照应前方，又不挡这个大流氓的光辉形象。我爸爸凑上去搭讪，他目光凌厉地看了我一眼，对我爸夸我狡猾可喜，时代这么好，不出来干而去念书，真是可惜。我说，叔叔，我还小。为什么你的保镖不换成女的？头发到肩膀，油光水滑的那种。

“听人讲，你妈妈曾经很出名。”我问朱裳。

“爸爸很少讲，妈妈也很少讲。只是和爸爸上街，爸爸有时会指给我看，对我讲：‘瞧，那个一脸横肉的家伙差点当了你爹。瞧，那个右手少了三个指头的人差点当了你爸。’”

“咱爹真逗。”

“我对他讲：‘我才不要那样的人当我爹呢。’”

我实在听不下数学老师在讲什么。

屋子里暖气烧得很冲，屋子里的四十八张小脸红乎乎的。如果我睁眼看着数学老师，几分钟以后，我就只能看到老师硕大整齐的牙齿，然后从里面骨碌骨碌滚出一个一个音节，仿佛一个个亮亮的骰子，落在地上，发出清脆但是毫无意义的响动。所以我索性用课本，教参及习题集在课桌上垒起高高一堵墙，挡住数学老师雄壮而洁白的牙齿，自己翻出一卷《小山集》，有一搭无一搭地念。对于数理化，我每学期都是自己把教科书念完，找一本习题做完，然后就考试，及格问题不大，比及格线高多少，就看老师的心情和我的蒙性了。剩下的上课时间，我胡思乱想，看各种杂书。

我佩服那些刻苦用功看正经书的学习牲口们，老师们经常暗示我们，由于有他们的强势存在，我们这种混混的将来会很悲惨的。我们班上最著名的牲口是个丰满而俏丽的胖燕，她的脸颊永远桃红。她为了专心听讲，和老师反复央求，调到了第一排，安稳静好地坐着，仿佛一座灯塔。除了上厕所，胖燕一动不动。我问张国栋，胖燕吃什么？张国栋说，她吃智力糖。智力糖是白色的糖块，做成12345的形状，还有加减乘除各种符号。胖燕的吃法是先吃个1再吃个加号再吃个4再吃个等于号，最后吃个5。即使这样，胖燕还是长肉，她周围的人反而是越来越瘦。最惨的是桑保疆，他和我换了座位，进入了胖燕的辐射范围，三个月之后，被割了阑尾。第四节课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张国栋常感觉饥饿难忍，就看看胖燕，她思考或是生气的时候，隔了几排座位，我们还能闻见炖肉的香味。有一阵，张国栋对胖燕产生了某种迷恋，在胖燕离开座位上厕所的极短时间，张国栋一步窜过去，一屁股坐到胖燕的椅子上，闭上眼睛，身体左右蹭蹭。张国栋回来告诉我：“温暖极了。”

在看杂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沉浸在各种幻想之中，但是，只要是白天，我基本不会性幻想。有时候，我想象老流氓孔建国突然年轻了，重新带了一帮兄弟和白虎庄中学的“虎牙”团伙火并。地点就在窗户外面，就是学校门口的那条街，对面是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和简称“鸡院”的机械工程管理学院。我坐在靠窗户一排，老师背对我的时候，我欠起身子，就能看见。火并使的家伙还是冷兵器，我喜欢冷兵器，更直接更体现人的价值，板砖、管叉、钉了钉子的大头棒子。我听见老流氓孔建国的叫喊，我喜欢他的叫喊，没有任何特殊意义，简单的说就是“我一定要灭了你。”我嗓子不好，我只会用嗓子发音，老流氓孔建国的叫喊是一种从肛门、大肠、小肠、然后直通胸腔、喷出嗓子的发音。这种声音我听过两次，之后随便什么时候都能想起来，我想，如果这种声音喊多了，可能出现书里说的：肝肠寸断，就是大肠小肠都震断了，屎尿都漏在肚子里。有时候，我想象一个大我许多的姐姐来接我。大多少，我并不清楚。我那时分不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是四十几岁。长相一定要好看，但是不能像大车、二车，也不能像女特务，甚至不能像朱裳。头发是黑的，好的，顺的，如果散下来，搭在胸前，将将蹭着乳房但是不能超过奶头，甩在肩后，将将过肩胛上脊。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种长短的头发盘起来的，别一根墨绿色的中华HB铅笔或是清早期的老白玉簪子，一丝不乱。身材不一定是大奶，但是腿很长。她最好会开车，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找我，要带我到哪里去。我喜欢坐美人开的车，我坐在旁边，肆无忌惮，口无遮拦，看窗外的风景和窗内的美人。风景好的时候，美人笑的时候，把左手放在美人的右腿上，问：是不是不征求你同意就把手这样放的人就是流氓？你不开车的时候，发生这种事你一定会大嘴巴抽他？美人在专心开车，不象平日里一样过分专注于自己的美丽，所以格外好看。

有时候，我想象朱裳。我闭上眼睛，朱裳就在身旁，我闻得见她的味道，那是一种很综合的味道，包括她使的香皂、擦脸油、衣服上残留的洗衣粉，露在外面的头发、手臂，还有包裹在衣服里的身体。我听得见她玩纸片的声音，她手上总要玩点什么，比如把一张不大的纸片叠来叠去，很久的后来，她告诫我，一定不要把电影票或者车票交给她手上，一定在二十分钟之后折叠摩搓得面目全非。我知道，这空气里，有朱裳呼出的气体，我用嘴深吸一口气，我慢慢咀嚼。

屋里很热，滋滋的热汽在玻璃窗上熏出一层朦朦的水雾。我握了拳头，将拳底按在笼了水雾的窗上，窗上就有了个小足印。周围还是水雾，而足印是透明的，可以看到窗外的冬天。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就有一串歪歪斜斜的小足印，在朦朦的水雾里通向远方。于是一个戴蓝色小尖帽的小妖怪就顺着那串小小的足印，歪斜地走进窗外的冬天。

窗外的冬里是几排树。树谢光了叶子，显出一丝丝散开的层次繁复的枝。小妖怪知道这便是冬天的花了。间或有几缕薄薄的云从繁花间流过，那便是天上的河了。耐心些，等一等，小妖怪看到从河的上游漂下来一瓣瓣奇大的花瓣。每个粉色的花瓣上睡着一个粉扑扑的小姑娘。

我强烈地感觉，有两个世界在。除了屁股下硬硬的椅子所盘踞的这个外，还有另外一个。如果沿着自己的目光走过去，走过隔开两个世界的窗上蒙蒙的水雾，就是精灵蹦跳的奇幻世界，椅子下的这个世界太小了。如果躲进自己的房间，沿着青灯黄卷走过去，跨过千年时光流成的浅浅的河，就是流氓是正当职业的英雄时代，就是妓女是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和最先进文化的美女时代，椅子下的这个世界太窄了。

在我的感觉里，朱裳是唯一一个能在两个世界里出现的女孩。如果走过窗上朦朦的水雾，朱裳便是那瓣最大的粉色花瓣上睡得最熟的小姑娘。如果跨过千年时光的浅流，朱裳便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那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感觉到，少年时期很多美好想象都是境由心生，没看过猪跑，更没吃过猪肉，把对凤凰的想象都拽到母猪身上了。

我后来开始玩玉，古玉需要搓来搓去，行话叫“盘”。老玉往往难盘，使劲儿盘也要两三年才能精光毕现，特别是和铁呀铜呀尸体呀埋在一起好几千年的老玉。我收了这种老玉，就给朱裳打电话，她手上还是不愿意闲着，需要玩个东西，正好人尽其才。不出六个月，红山的生坑出土器件一定被蹂躏成北京玉器厂去年的样品，从上到下泛着玻璃光。朱裳要是下辈子转世投胎成男孩，一定是个反革命手淫犯。

下课铃响了，我发现数学老师大门牙上粘的那片韭菜叶子不见了，桑保疆的脑门上多了一片韭菜叶子，大小一致，形状相同，在阳光下亮晶晶油绿绿的，泛着生坑玻璃光。

我一觉醒来，大吼一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想起过去创作这首打油诗的诸葛亮，在那个叫南阳卧龙岗的地方，种田、读书、钱多的时候叫鸡、钱少的时候手淫，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那时候，不用念那么多年的书，尤其不用念数学，只要有派儿，脸皮厚，能臭牛逼，熟读前四史和《战国策》，会说些诸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发展，机会和挑战并存”之类着三不着两的屁话，坚持几年，就成为了谋士。再加上一、两个胳膊粗、嗓门大、逞凶斗狠、敢剁自己手指头、号称不怕死的。再加上一伙对社会充满不满的群众。这种土壤，最后出来一个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自大狂，说自己是龙是太阳是上天的儿子，振臂一呼，就是一场革命。万一成事了，得势了，一吉普一吉普的大车、二车、女特务、翠儿就不用提了。就算是朱裳这样的，全国这么多人，总能找着十个八个，平时养着用，战时，撒出一个就能干掉一个董卓和一个吕布，加三千分经验值。就算找不着，就抓来一批顶尖的科学家，从小爱读《十万个为什么》的那帮人，农贸市场买点猪肉，化工商店买点试管，做几个朱裳，做不出来就砍头，张国栋主持研究工作，刘京伟主持砍头等思想工作。没做出来之前，还能抓几个画家，我来描述，他们来画，总能画出几幅形神俱似的。我已经想出了招募口号：“是孔明就要论天下，是关公就要舞大刀”。刘京伟和张国栋听到，一定会加盟，老流氓孔建国听到，一定会加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早上第一节课就是数学，该讲解析几何了，数学老师要是不瞪起三角眼，把自己当辅助线添到黑板上才是怪事。我感觉无聊异常。

屋外，汽车轰鸣而过的间歇里，黄鸟的啼叫婉转悠扬。阳光的手伸进窗户，细致而耐心地抚摸我露在被子外边的脸。没有风，国槐、侧柏和提笼架鸟的退休大爷们一起，带着傻呵呵的表情一动不动地接受太阳的抚摸。冬天里这么好的太阳不能拒绝，仿佛朱裳有一天忽然张开双臂，小声说，“抱我”，我一定会象标准色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去的，这个场景我练习过好几百遍了。

我决定逃学。

象平常上课去一样，我收拾好大书包，到二层父母的房间胡乱塞了几口早点：豆浆，馒头加芝麻酱白糖。

“我上学去了。”

“再吃几口。”老妈说。

“数学课要迟到了。”

剩下的豆浆和馒头加芝麻酱白糖，老妈一定逼着老爸都吃光了。老妈这种习惯养成于缺衣少食的六、七十年代，当时吃的缺少养分，只能靠量补，所以要多吃再多吃。后来到了二十一世纪，老妈无视饮食结构的变化，继续填塞周围的家人，我老爸是她唯一长期抓得着的人，可怜的瘦老头很快得了高血脂和糖尿病，一泡尿能招来好些蚂蚁，过去住胡同的时候，我爸一上厕所，全胡同的蚂蚁都跟着去，黑压压一片在我爸身后，可壮观了。

我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沿着中纺街往西走，将脚尖碰到的所有石子和冰棍纸踢开老远。

饴糖厂的臭味还是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慓悍凌厉而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我对蜷在我被窝里的姑娘说，我刚才放了一个臭屁，拨开各种香精的虚伪，我好像到了庄稼生长的大地，感觉真实。姑娘说，以后这个量级的屁，麻烦你上厕所，我现在性欲全失，你的屁是不是你防止失身的武器？

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玉器，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我们上课的时候，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滩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高中三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塑料的、硅胶的都有。刘京伟硬逼着我和张国栋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了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积谷防饥。”刘京伟说，“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像老流氓孔建国那样苟且善终的能有几个。这些胳膊大腿虽然不太吉利，谁知道哪天你我就用得上。”刘京伟说这话的时候，意色萧然，还用了不少成语，正统的科班教育还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和张国栋互相看看，都忙说：“你留着用吧。你全都留着用吧。”回到我的房间一看，发现错拿了两条女人的大腿。以为是大号的男人胳膊，黑灯瞎火的，就拿回来了。刘京伟很大方，说：“秋水，你瘦，你留着用。”我说：“张国栋也瘦，留给他用。要不你以后需要换胳膊的时候，就换上这两个女人大腿。再打架，如果是比你瘦的色狼，以为你一个左勾拳，其实你是一个撩阴腿。如果是比你壮实的色狼，以为你两腿之间是美好的阴户，其实是你强壮的头颅。百万人里，也就有一两个人能打得过你，西山的大法师也打不过，万一要是遇上你打不过的，你也不急，你四足着地，你就是人头马，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你发足狂奔，北京吉普也追不上你。”刘京伟说：“操你妈。”张国栋想了想，补充一句：“我也操你妈。” 杂技团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我们和这里的坏哥哥们都很熟，刘京伟的理想就是加个磅，参股开个汽车修理和配件店。刘京伟爱车，特别是一种美军叫做悍马的吉普，像卡车一样大小。我和张国栋一致认为，只有小鸡鸡的男人才会爱上那种车。鸡鸡不小的男人，开上这种车之后，鸡鸡也会变小，因为用进废退，女孩坐上这种车，没有鸡鸡也能兴奋也能高潮。刘京伟后来盘踞安徽，成为民营企业家造车的先驱，“这个生意太好赚了，四个轱辘，围一圈铁皮就能跑，就有人抢着买。”刘京伟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那之后一两个礼拜，他就被奸杀在自己旗下五星酒店的浴缸里，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瓣。老流氓孔建国的修车摊子就在三里屯北街和南街的交汇处，当时还没有那个巨大扎啤杯子形状的售货亭。他一点也不上心生意，我去找他玩，他就问我：“你看我这‘修车’两个字写得怎么样？别撇嘴，名家的手笔，行楷，虽然没有启功、舒同有名，但是其实功夫高出很多。我坐着等活儿，挡着‘车’字，旁人只看见这个‘修’字和‘修’字之下的我，有天一个大和尚路过，问我修什么，以为我在修身养性。还有两个学中文的老外，问我想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做行为艺术。让我什么都不用改变，还是这‘修车’二字，还是我这张脸和工作服，地点改到天安门，他们俩都脱光了，一人装作前车轱辘，一人装作后车轱辘，我用改锥修理他们。”老流氓孔建国要是上心生意，早就招呼我们把图钉从工人体育馆北门一直撒到朝阳公园南门了，而且要路两边都撒。老流氓孔建国有个打气筒，锃亮，打气手柄两端还镶了西汉老玉剑首，玉色青白，红褐色沁，古意开门。平时藏着，谁也不借，只有漂亮的小姑娘来打气，他才拿出来，自己不打，让小姑娘打，自己点一根“大前门”烟，看小姑娘在阳光中微风中细雨中奶上奶下臀起臀落，然后再把打气筒善而藏之。老流氓孔建国说，他看看姑娘如何打气就能断定其人品好坏、是否宜室宜家，我以后有了女朋友一定让她来这里打气，老流氓孔建国答应给免费鉴定。后来骗了翠儿来，老流氓孔建国气筒子都忘了收了，在阳光里微风里细雨里说是神品，嵌了老玉的气筒子仍在土路上。朱裳眼睛好，离三十米看见他的修车摊，嘟囔了一句：“老流氓。”然后就拉我到别处打气了。

朝阳医院门口的水果摊生意兴隆，病人平常吃不着的水果得病之后都吃着了。一两个看摊的发小瞅见我，老远地打招呼：“土鳖，又被老师赶出来了？”

“老师让我帮你盯摊，让你回去补课，从初一补到高三，然后让你参加高考。”板车上有香蕉、橙子、苹果、厚皮的冬季西瓜，都贴了一个外国字的椭圆标签，冒冲巴拿马进口。我从板车上挑了一把品相最好的香蕉，撅了两根，剥了皮吃。

“你这么撅，剩下的让我怎么卖呀？”

“不是有那么多善良的群众吗？告诉他们，这把是最新鲜的香蕉，刚从你们家在巴拿马的后花园摘的。不信，撅的痕迹还没老呢。”

“那你也别在大马路上这么吃香蕉呀。瞧你的吃法，一口嘬下去，小姑娘看见会难为情的。要是真闲，晚上来打麻将吧，赢光你最后一条内裤，逼你撅下自己的香蕉。”

才早上八点多，透过玻璃窗望去，利康烤鸭店里空无一人。伙计们正忙着将一筐筐的去毛鸭子从小货车上卸下来。街北的工体旱冰场静寂凄冷，没扫干净的煮玉米皮和冰棍纸在没风的冬日里直挺挺地躺着，全然没有节假日小混混、小太妹们邀三喝六呼朋唤友纵横驰骋的欢闹景象。翠儿旱冰滑得可好了，正着滑、倒着滑、侧着滑都会，跳起来转个圈落下来还能微笑。她穿件紧身夹克衫、牛仔裤，显得腿无比悠长，头发用皮筋系起来，在脑后形成马尾巴，前面露出大脑门。翠儿一定要教我滑旱冰，我说没有比我更笨的了。翠儿说，就喜欢教笨人，教聪明人有什么意思。我说，我怕摔、怕摔了之后疼。翠儿说，你可以牵着我的手，你哪儿疼我可以帮你揉。我管姐姐借了她练习排球穿的护膝和护肘，没有护头，我戴了一个老爸的羊卷绒帽子，护耳放下来，带子在下巴上扎紧。我穿戴整齐，傻子一样站在旱冰场里，脚下是带轮子的旱冰鞋，和我常穿的片鞋不一样，这个地面不是我的。翠儿右手牵着我的右手，左手搭着我的腰，教我怎么动腿怎么动脚，周围呼啸而过的小流氓们羡慕得眼珠子鼓出来，像是一条条的金鱼，哈喇子流到嘴外边时间长了冻成冰碴儿。几年以后，翠儿报考了电影学院。她功课一般，没力气当运动员，没关系当空姐，所以决定当演员。考演员要考声乐、形体、台词、表演。初试简单，群体表演，题目是火车车站，二十几个人一拨儿，各自搔首弄姿。翠儿在几千人里都能素面朝天，这二十几个人根本不是问题，考官再傻也几眼看出，谁是卖茶鸡蛋的，谁是野鸡，谁是真正戏坯子。二试要求各用十分钟，表演一种人和一种动物，翠儿说，我还是表演我熟悉的吧。翠儿先表演了一种人：美人，具体形式是，叫最资深的主考官过来给她倒了杯茶，然后慢慢喝了十分钟。翠儿后来又表演了一种动物：色狼，翠儿模拟了她所熟悉的张国栋。翠儿的专业考试得了满分。

很久以后，翠儿电影学院毕业了一阵，打开电视看长了也能见着。翠儿约我在工体见面，天下着雨，我出了计程车就看见翠儿打着伞站在旱冰场门口。

翠儿说：“我要走了。”

我问：“去哪儿？”

翠儿说：“去非洲。”

我问：“去演戏？”

翠儿说：“去嫁人。”

我说：“我请你吃利康烤鸭吧，就在旁边，非洲没有。”

翠儿说：“抱我。”

我两手抱住翠儿，感觉她很小，软得像海绵一样，我两臂一用力，翠儿就缩成小小的一团，仿佛能够装进我的裤兜里。她的头发就在我的鼻子下面，在路灯的照耀下，她的头发上雨珠晶晶亮。我的鼻子刚好架在她头发分际处，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油光水滑，虽然感冒，鼻粘膜充血，大脑发呆，还是闻见香气。

翠儿说：“还记得我教你滑旱冰吗？”

我说：“我还记得什么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内脏出血之类。”

翠儿说：“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我忘不了。”

我说：“把我也带到非洲吧，如果没有烤鸭也没有我，你在非洲的日子怎么过呀？”

从旱冰场向南走走，东岳庙的砖砌牌楼从北边看是“永延帝祚”，从南边看是“秩祀岱宗”，看车老头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穿过牌楼，再往南走走，就是日坛第一使馆区。街上空荡荡的，树叶都掉光了，还是那几个黑人孩子骑着单车，没牌没铃没技术，横冲直闯，睥睨自雄。我和这几个都挺熟，每次逃学走到这儿，都能碰见他们。他们的单车没有挡泥板没有支子，想动手的时候就把单车扔到路边的枯草地上，然后互相拳打脚踢。他们长着卷毛头，伸出手来，一面漆黑，一面火红。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懂猩猩说话，他们和猩猩的距离比他们和我们更接近。我教过他们一大串北京骂人的土话，他们当时说得烂熟然后就全部忘掉。我于是借鉴了《诗经》，编成歌谣：

“你妈逼，

你妈眼，

你妈穿个红裤衩。”

他们背了几次后便记得烂熟，每次见到我就问好似的字正腔圆地骂我一通兼充复习，同时怀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学了一串他们的脏话，据说北非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很流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到。

走到雅宝路，我上了一辆四十四路汽车。没什么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一屁股坐下。我喜欢后排，路颠簸的时候，起伏最大，好象在骑马。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逃学闲逛累了，肯定要四十四路环线兜二环路一圈，常遇见这位售票大妈。大妈屁大股沉，狮鼻豹眼，脸上一脸横肉，线条洗练，刀刀见棱角，不含糊的慓悍，好像“汉八刀”的含蝉。披一头重发，黑多白少，用橡皮筋胡乱扎在脑后，向上斜支，仿佛铁刷子。售票大妈看我的眼神从来白多黑少，想来她一定也和我们街道大妈一样，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明白这个时候出来靠一张月票狂坐车的人不是无业流氓就是逃学的坏学生。路颠的时候，车颠，我颠，大妈的一脸横肉抖着，嘴角微颤，仿佛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下一个吵架机会的来临，心里默念着：来吧，来吧，来吧。不能听广播，不能看书，不能织毛衣，不能自摸，二环路上的街景也早看腻了，骂街是售票大妈唯一的工作乐趣。

售票大妈和我老妈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们和《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共同构成我的文字师承。

其实我教黑人兄弟的好些语言都是从这位大妈处采集来的。我亲眼看着售票大妈把一个东北大糙汉子恶心得面红耳赤，毫无还口之力：

“让你掏票，你就掏。别老跟我斗贫，别老告诉我你有票。你说前几站我卖给你了，你知道我一天要卖出多少张票，一年卖出多少张票？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就认为我一定能记住你的音容笑貌？你把票掏出来看看。我知道你有票，可你得给我看看呀？就是大鸡巴也得掏出来比比长短不是？”是不是大鸡巴短到一定尺寸就可以免票，仿佛不足一米一的儿童，我不知道。比大小，是按照见女特务的时候比，还是按照自摸之后比，我不知道。

路上车不多，公共汽车欢快地在二环路上开着。吸入鼻子的空气冷而脆，刺激起脑海里沉睡得很深的东西。我厌倦把那些考试后注定会忘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脑袋，仿佛应该象珍藏一张张朱裳的影像一样，更拒绝象老师希望的那样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觉耻辱。到了现在这个年代，用课本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一个学生，就象根据一顿吃肉包子的多少来选拔英雄一样荒唐。如果决心当学者的人应该读尽每一本撞进手里的书，如果立志做大众情人的少年应该对每一个进入眼帘的姑娘微笑。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卫克，“安史之乱”是因为税收政策不对还是因为杨贵妃的胸脯长得太大了与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车迎着日头开，阳光包着身子，人暖洋洋的半睡半醒。儿时的游戏规则写在一张浅蓝的纸上，冬天的空气脆而冷，公共汽车卷起的尘土飘浮在车的周围，车子起伏，象只大船，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到了西二环，挤车的人开始增多，让我想起夏天逃学坐车的情景。天气很热，人们都穿的很少。身后是一对大大的乳房顶着腰眼，面前是肥硕深奥的臀沟，下体突然硬了起来，一切毫无道理。车不停地摇晃，身前身后是不停的摩擦。我咬牙坚持到停车，身后的大乳房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大车。面前的肥硕深奥的臀沟冲我一笑，眉眼仿佛女特务。我勉强支撑着走出车门，脚落地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了那种我黯然神伤的战栗，从尾骨到头顶百会，一起发力，头脑失去控制，下身一片冰凉。现在的空气脆而冷，就在这种天气里，一个案件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好人坏人正义邪恶变得混沌不清，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不是案件，而是一个阴谋。女孩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阴谋里起的作用极其重大而微妙，朱裳的意义更加隐涩。朱裳仿佛可以在某种时候改变时空的连续性，转瞬间，这辆公共汽车成为南瓜马车，车上的铜质铃铛叮叮作响。二环路上的楼群象积木一样倒塌，废墟间长出齐腰高的荒草。我感到我和朱裳之间将要发生的事件会帮助我完成对经卷的重新书写，我对这个事件的性质和所有细节充满深深的恐惧。

“雅宝路到了，闲逛一圈了，你爸妈也该下班回家了，该下车回家了！”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第二节的下课铃响了，十点钟，是课间操的时候了。

大大小小的男生女生从各自的教室走出来，汇聚到操场上。课间操是个机会，女生可以展示新衣，男生可以展示新鞋。

好象忽然一夜间，所有男生都想有一双名牌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仿佛一双名牌鞋能添无数牛逼和小女生的目光。在之后的进化过程中，男生变成男青年，中年男子，老头，这双名牌运动鞋也随着变成名牌手提电脑和名牌山地车，一米七八一头长发的妖艳女友和宝马Z3以及郊区豪宅，一米六零胸大无脑柔腻软滑的十八岁女孩和明紫檀木画案以及半米长的红山玉龙形钩，但是，给予不同阶段的男性生物，同样的渴望、困扰、狂喜和无可奈何。

刘京伟是个头脑灵活但是无比简单的人。他短暂的一生都在追求牛逼。不同阶段，追求不同的牛逼，所有追求到的牛逼加总就构成了刘京伟短暂而牛逼的一生。

最早，除了从国外直接带回来，只有王府井的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卖耐克运动鞋。刘京伟很快计算了一下，他再省吃俭用，十年不吃怪味豆不抽烟，也攒不出小一百元钱去买正牌耐克鞋。所以决定增加收入，卖他爸藏在床底下的法制文学杂志和黄色画册。刘爸爸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出身贫苦，被党解放，由于大脑发达，考入清华电机系，入团入党，很快成为骨干。四十岁前，唯一摸过的姑娘是刘妈妈，刘妈妈从不叫床，刘爸爸就认为叫床不存在。唯一会背的旧体诗词是毛泽东诗词，因为唯一所以最伟大。四十岁以后开始领特殊政府津贴，开始精神空虚。那时候，绝大多数反动淫秽思想以法制文学的形式出现，刘爸爸为了了解并批判各种流派反动淫秽思想，购买收集的法制文学堆满了床底。刘京伟偷着看过，也给我偷拿出来看过，我对其中一期《啄木鸟》印象特别深刻，里面很正面地描写了香港的资本主义，说是有夜总会等夜店，有姑娘陪你喝外国酒唱邓丽君等人的不健康歌曲，更有甚者是一种叫“无上装”夜总会，陪侍的姑娘不怕寒冷，统一不穿上衣，袒胸露乳。我和刘京伟、张国栋在防空洞里反复讨论过这种“无上装”夜总会的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细节：如何保持室内温度，如何应付警察，如何装修，如何进洋酒，如何提供怪味豆等小吃。刘京伟后来将这些思考全部用于实践，根据我们的讨论结果撰写的商业计划获得各利益方老大的好评。刘京伟避开中国一线城市，在二线城市开了好几家夜店，规模扯地连天，一方面为城市化做出了很多贡献，一方面自己日进斗金。我和张国栋早期智力投资得到的好处是一辈子个人消费免单，带来的朋友一律六折，我俩的脸就是免单卡。但是刘京伟没过两年就死了，我和张国栋都没想到，一辈子可以这么短，我们俩的脸一下子不值钱了。这些都是后话。刘京伟拉着我和张国栋卖他从刘爸爸床底下偷出来的法制文学，都装在刘京伟的地质包里，就在邮局报刊门市前摆摊。刘京伟负责吆喝和收钱，张国栋是托儿，装着翻杂志走不动道儿，谁犹犹豫豫不知道该不该掏钱，张国栋就说“还不快买，你不买我买。”我的任务是护场子，有人偷书一把抓住，有人捣乱或是老看不买，踢他们屁股。 刘京伟是这么吆喝的：“上海十七岁女学生被先奸后杀查验尸体乳房消失啦。北京青年男子大年三十性要求遭拒绝残杀女友抛尸马路啦。重庆六十岁老太太举行人体摄影展啦。”邮局报刊门市没了生意，两个小时之后出来两个小丫头，一脸怒气，本来想把我们赶走，但是看见我们慓悍的眼神和摊成一片的凶杀色情的法制文学以及地质包上别着的地质锤，什么话都没说，买了两本描写色狼的杂志就走了。第二天，刘京伟请我和张国栋在朝阳门外的桥头酒店吃五块一斤的三鲜饺子，他吃得很少，两手抱着他新买的白地蓝钩高帮耐克鞋，那双鞋用鞋带串在一起，跨在他脖子上，左脸边一只，右脸边一只，每只都比他的脸大，比他脸白。刘京伟两眼望着天花板长久沉默，他忽然说：“牛逼，牛逼啊。”

后来，刘京伟的激素水平发育到觉得有个妖艳女友是牛逼的。刘京伟对我说：“我没有你会臭侃山，没有张国栋长得清秀。我怎么办呀？”我说：“总有办法的。”张国栋说：“再生一回吧。”刘京伟说：“张国栋你闭嘴。只要我活着，就会比你牛逼。你再清秀也是一堆清秀的狗屎。我和秋水说话。秋水，你有一点我特别佩服，你的自制力极好。你一个人呆的时候该看书也看书，该修炼你的文字就修炼你的文字。我也要在一个指定的方向上使力气，我也要修炼。”他于是修炼了一身腱子肉，条条块块，是姑娘都想摸。他冬天也穿紧身短袖，像个脱了皮的蛤蟆。为了长肌肉，他每天不吃饭，在最短的时间喝二十五个生鸡蛋。他最怕提“鸡”，他一听“鸡”就想起鸡蛋就想吐。他的手下说“鸡”，他就骂他们粗俗，刘京伟说：“应该叫‘小姐’”。张国栋问刘京伟，这样练，阳具也跟着变大吗？刘京伟说，不是，反而缩小，因为血都充到其他大块肌肉上去了。张国栋说，那我就不练了。我说，锻炼不同肌肉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反复充血，你应该多看黄书，但是要保持不射。张国栋说，自摸行吗？刘京伟看了看我，我们同时说，行，可你丫能保持不射吗？后来，刘京伟为了泡妞买了个大奔，车牌上的号是“5555”，说一定要牛逼，比所有停在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的奔驰车身都长屁股都大。他刚提了车就开到我学校找我，说张国栋在济南拍戏，咱们开车去接他吧，山东路好，不遇到车匪路霸和抓超速的警察，没有五个小时就到了。有些日子，我根据刘京伟车里的香水味道，判断他多长时间换一个女朋友或是在同一时间和几个姑娘在胡搞。除了一米七八一头长发，刘京伟其他的要求还有，上过八大艺术院校或是在读，出身最好是知识分子家庭，不能骂脏字比他还溜。张国栋问他为什么一定要一头长发。刘京伟说他不喜欢做的时候看姑娘的脸，喜欢在后面，牵着头发，好象骑马。我们喝酒之后，刘京伟都要将喝醉了的人一一送回家，刘京伟不知道什么是醉。那天，一个女舞蹈演员一个个电话每隔十五分钟打来，刘京伟一次次说再有半小时就去接她，然后还是将喝醉了的人一一送回家。女舞蹈演员最后一个电话说：“已经夜里两点了，你也别来了，有别人接我了。”刘京伟说：“好。”放下电话说：“你妈。”这些姑娘不懂，刘京伟要的是什么。

再后来，刘京伟的大奔里没有姑娘香水味了，刘京伟欢快地对我说：“你知道现在最牛逼的是什么吗？是雇哈佛大学毕业的MBA。我把姑娘们都打发了，雇了三个今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MBA。一个原来是人民银行的，一个原来是华尔街的，一个原来是中化的。每人一年十万美金，包吃包住，还比包姑娘省钱，但是更牛逼。他们英文说得可好了，跟大眼儿金鱼吐泡似的，我都听不懂。还会用电脑，Excel，叭叭一算就知道我三年挣多少钱，叭叭再算就知道我值多少钱，我这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牛逼吧？”

还没等到我带他去翰海拍卖会看半米长的红山玉龙形钩，刘京伟就死在浴缸里，所以他人生最后的牛逼是雇了三个从哈佛大学毕业的MBA。

我们中学的操场朝东，迎着太阳，有十几棵高大的白杨树。一男一女领操，站在领操台上，表情庄重，动作标准，在音乐声中带领大家做广播体操。领操是个要求很严格的任务，动作不好，长得不好，思想不好都不行。我们中学的领操员里，出了好几个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张国栋老说，谁谁谁和谁谁谁的屁股是我从小一天天看着大起来的，现在牛什么。翠儿从非洲写信来，说她没能在中国混成大明星，都是因为跟我和刘京伟、张国栋等人混在一起，所以教导主任认定她思想不好，所以没能当上领操员，所以形体训练的幼功薄弱，所以新锐导演看见她除了想上床没有其他创作欲望，所以没有扬名立腕儿，所以没能老大嫁个中国大款。总之，她的一辈子都是我害的，我欠她一打儿中国大款。这是后话。

由于女生个子矮，被安排在男生前面，这使我们大感宽慰。

这时间的男孩，疯长。疯长的东西大多粗糙，这时候的男孩没法看。从儿时拖起的鼻涕还没有干，不软不硬的胡须就从嘴唇里蔓出来。仿佛惊蜇一声雷后，各种虫类纷纷开始骚扰人类，不知哪天身子里一声惊雷，五颜六色的疥包从脸上涌出，红的，白的，黄的，紫的，夺人眼目。在雨后的竹林，可以听见竹子拔节的声音，这时候的男孩，有时一觉儿醒来，会发现裤子短了一截。所以这时候会过日子的妈妈们拒绝给儿子置办任何体面的行头，于是难看的人与难看的装备得到统一。相反，女孩子们却一天天莹润起来。春花上颊，春桃胀胸，心中不清不楚的秘密再将周身笼罩神秘。所以这时候的妈妈们一面暗示女孩男人的凶险无聊以及自己要洁身自好，一方面教导女儿对颜色的品味以及衣服搭配作为将来勾引男人的理论指导。这时候的女孩个个可看。即使最丑的姑娘也有动人的时候。

我和刘京伟、张国栋站在后面，前面是十点钟的太阳，一排白杨树，和十几排女生。音乐响起来，太阳光洒下来，风吹过来，女生们的胳膊抬起来，腿踢起来。早晨的阳光透过她们的头发，头发变成红褐色的，阳光透过她们的身体，身体变成隐约透明，只有肌肤的部分更透些，有骨有肉的部分更暗些。仿佛强光透射下的红山古玉，最透的是青黄的原玉质，然后是玉质里隐白花，然后是粉笔状钙化，然后是蛀点和蚀斑。后来的后来，我在老流氓孔建国的教导下玩玉。老流氓孔建国说：“你早上睡醒之后，摸摸下体，如果已经不是一柱擎天了，说明你的真阳已经不足。有些人在三十发现，有些人四十。这时候，你对真善美的兴趣就应该从姑娘转到玉。处女是新玉新工，贼光扎眼。二十几岁是清初件，康乾盛世呀。三十几岁是宋元明，‘明大粗’。四十来岁是商周古玉，铅华洗尽，没有一丝火气，美呀。玉好像姑娘，也需要陪，需要珍爱，需要一日三摸搓，可以戴，可以显摆，可以放进被窝儿。玉比姑娘好，不离不弃，不会逼你一夜三举，还可以洗洗留给儿子。算了算了，别老想着朱裳和翠儿了，昨天我在古玩城小崔那儿看见一个商早期的圆雕玉虎，青玉，十多个厘米长，沁色美极了，太少见了，图谱上有片儿的，够上拍卖会进博物馆的。准备几万块钱，咱们明天把它拿下。”我说：“是流氓就要有流氓样子，不要摆出文化先锋、摇滚英雄的样子。否则我会操的。”我每回想起中学操场上，在阳光照耀下一排排隐约透明的如玉的女生的身体，就想起我初玩玉的时候，老流氓孔建国反复骂我的话：“不要老拿你的大油手在玉上摸来摸去，玉会污的，污了就再也干净不了了。真正的盘玉，是戴在身边，用身子煨着，用脑子想着，把你意淫文字的功夫用到这儿来，一两个星期用热水泡一下，用粗白布擦。不要老拿你大油手摸，糟践好东西。”我想不清楚，我上中学的时候，老流氓孔建国为什么没有交给我这些生活的道理，应该象对待玉一样去对待姑娘，不要用我的大油手。或许那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

张国栋对女生弥散出来的吸引力不满。

张国栋赤裸上身，穿着青黄色的内裤坐在被窝里，内裤的中间颜色更深。他的排骨根根可数，肋间隙随着呼吸时宽时窄，好像一把手风琴。张国栋向宿舍里其他的男生们布道：“女孩子不过是女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力气没你大，吃得没你多。周幽王没为她们耍过诸侯，吕布没为她们杀过董卓，特洛伊城没因为她们被烧光，她们的鼻子短到没有，世界历史也不会有一丝改变……”

大家取来纸笔，在张国栋的带领下将上述意思庸俗化就是一首很雄勇的歌：

“我们不要音乐要叫喊，
我们不要道理要金钱，
我们不要先生要混蛋，
我们不要女生要天仙。
为什么越用功的女孩脸蛋越苦？
为什么我越想越糊涂？
为什么几千年都过去了，
还没有另一个秦始皇烧干净书？
姑娘你仰头总是绷着漂亮的脸，
仿佛要沾你的一定是个款，
为了心理平衡我想问几遍，
你是否也天天大小便？”

歌曲传开后，教导主任四处明查暗访。 宿舍楼道窃听, 厕所墙壁摘抄, 威逼利诱低年级小同学，终于凑齐歌词，兴奋非常，不异于少年时获知《五更调》各唱什么、《十八摸》各摸何处时的激动。随后发誓找到并严惩词作者，一时未果。

我感觉中，朱裳却一点也不傲，常低了眉，颔了头，匆匆走过夹道，缩进座子。我在朱裳那儿没见到女孩的自得，却见多了男生的无聊和笨拙。脸皮薄些的，感觉自己和别人的谈话可能被朱裳听见，声调骤提，话题马上从公共厕所转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一脸庄严肃穆大智大慧。脸皮厚些的直接搭话，有机会就借一、两本书，一借一还，两次搭话的机会，另外还多了好些可以探讨的题目。再狡劣些的，把半根火柴塞进朱裳小车的钥匙孔里，要回家了，钥匙越捅越紧，塞火柴的人便跳将出来提供帮助并且大骂人心日下，国将不国。 如果从小长到大是个电子游戏，游戏里有好些凶险的大关卡，最早是如何应对父母，如何和兄弟姐妹相处，如何和发小一块玩耍，然后是如何对付摆在你面前的象朱裳这样天生狐媚的姑娘，如何对付混蛋的教导主任和白痴数学老师，然后是每个人都有的老板和老婆，然后是整日呼啸的小孩、父母的老去。面对朱裳这个题目，我们没有一个男生答对了。有些人给自己一个借口，反正也试过了，有些人索性忘记了，有些人找个眉眼类似的，反正没人知道正确答案，所有人都在游戏里过了关，可能编游戏的人是个逻辑不清的人吧，很少较真。

我相信，早生千年，吕布会为了朱裳把丁原或是董卓细细地剁成臊子，然后包在荷花叶子里。

在书里倦了，合上书，找个晦涩的角度看朱裳，我觉得明目爽脑，仿佛夜里读书累了，转头细看窗子里盛着的星星。过去没有电视和互联网，我们和古人一样，看自己的身体，看天空的星星，看同桌的姑娘，在简单中发现复杂的细节和普遍的规律。

初到这个班上的时候，朱裳的短发齐耳，现在，已拂然垂肩了。她的头发很黑很细很软，上自习的时候，张国栋偶尔一定要占我的坐位，我就坐在朱裳后面，透过她发丝的间隙, 可以看见摊在她面前的物理书上的滑轮和杠杆, 就象春天, 透过雨丝，可以看见胡同口撑一把碎花伞、急急走过的姑娘和撑一块塑料布、坚持卖茶鸡蛋和香烟的大爷。我固执地认为，朱裳的头发，是种温柔润顺的植物，目光如水，意念如水，偷偷地浇过去，植物就会慢慢生长，长得很黑很细很软，我听见枝条生长的声音，我闻见枝叶青嫩的气息。后来的后来，我的大油手多少次抚摸朱裳的头发，我无法拒绝这个冲动，我的手的触觉记忆很差，需要无数次抚摸才能记住关于朱裳头发的各种复杂感觉，在白天、在黑夜、在风里、在雨里、在春夏秋冬的组合里，在心情的变化中，甚至朱裳脱了红裙子换上粉裙子，她的头发都给我的双手不同的触觉。我在反复重复的抚摸中学习和记忆，我希望我变成一个瞎子，新东方的狗屁单词书我都反复背了十遍，书页被我的油手抚摸得黑亮油光，关于朱裳，我该学习多少次呢？老流氓孔建国关于清晨起床一柱擎天的话是扯淡，如果我的双手抚摸朱裳的头发，我不能一柱擎天的话，是我真的老了。可是，如果我诚心正意，不用真正抱她在怀里，不用真正的抚摸，她的人远在天边，但是我的双手沾满了记忆，伸向虚空，抚摸空气，她就在我怀里，她的头发就在我的手指之间。我在转瞬间一柱擎天，龟头滚圆，龟眼怒睁，我的真阳充沛，我的气数悠长无尽。我深吸一口气，我可以抓着我的头颅像气球一样飘浮到天上，身子横过来。

后来的后来，我问坐在饭桌对面的朱裳：“我要老到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这些记忆？我是学医的，我知道即使失去双手，双手的记忆也还是在的。”朱裳说：“你跟我说过，不许我头发剪得太短。你看现在的长度合适吗？每次去理发店洗头，小姐都说，这么好的头发，剪剪吧，染染吧，我都说不行，一个叫秋水的人不同意。前几天头发有些分叉，我去修了修发梢。” 她的头发依旧很黑很细很软，拂然垂肩。

一天，张国栋背了个鼓鼓的军挎，拉我到没人的宿舍，贼兮兮的，象个刚盗完古墓马上拿了随葬的金缕玉衣跑到古玩城卖给不法商人的盗墓贼。张国栋打开军挎，将里面的东西堆在我面前，一片肉光灿烂。

“四本最新的《阁楼》，一本《花花公子》精选。你坐朱裳同桌也有些日子了，也有些日子没看毛杂志了吧？你两本旧杂志和桑保疆换了座位，我五本杂志和你换，你赚大了。”张国栋说。

“你哪儿弄的？”我问。

“这你别管了，反正不是好来的。别想了，你看看这照片，丫眼睛是绿的，露毛的，金色的，见过吗？别想了，赶快帮我写换座位申请吧。”

“我不换，你杂志就不给我看了？”

“不给。没这事儿，我当然给你。现在是做交换，如果答应不换也给你看，你反正能看到，你怎么会答应换呢。”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来藏着的一包大前门，反锁了宿舍门，点上一根给张国栋，自己再点一颗。我坐在我床铺前的桌子上，向张国栋表白，希望他能理解：

“我坐在朱裳身边，如果天气好，窗户打开，风起来，她的发梢会偶尔撩到我的脸，仿佛春天，东三环上夹道的垂柳和骑在车上的我。” 我看着张国栋，接着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了。”张国栋收起书包，“杂志你先看吧，借你的，不是送你的呦。我回教室自习了，听说胖燕新穿了件红上衣，有凤凰图案的，我去看看。”

后来的后来，张国栋当了导演，也写剧本，他主拍电视剧，偶尔拍拍电影，凶杀色情，宫闱秽事，名人隐私。我有一阵崇拜香港才子胖子王晶，我送张国栋一个外号叫“烂片王”，希望他比王晶更烂，希望他能喜欢，一高兴介绍几个上他戏的小明星和大拉给我认识。有一个东北来北京漂的大拉，长得有些象大车，脚上也戴镯子，我尤其喜欢。她演戏充满使命感，一上镜头就端足架子，眉眼倒立好像唱样板戏的，肩膀耸立好像橄榄球运动员。外号开始叫的时候，张国栋很沮丧，说他骨子里是个艺术家，他老婆也是因为这点才看上他，不是因为他赚钱的潜质。现在拍烂片是生活所迫、社会所需，不要叫他“烂片王”，叫多了，就定了性，无法更改。张国栋说，他还记得我面对黄色杂志的表白，记得东三环上夹道的垂柳和朱裳的相似，这个意象对他很重要，等他挣够了钱，他一定写个关于这个意象的本子，然后拍个不赚钱的片子。其实，张国栋想过扎刘京伟的钱，拉着我请刘京伟在西华门附近的高档茶馆喝茶，那天小雨霏霏，张国栋说，“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他希望刘京伟在故宫脚下能感受到金钱和权力的虚无，喝多了尿急，就答应出钱了。展示茶道的女孩白地青花布衣，点茶手法繁复准确。刘京伟把登喜路牌的大款手包放在茶几上，对小姐说，甘肃的吧，原来练过魔术？不等小姐回答，转头问张国栋，要拍的电影挣不挣钱？张国栋说，不挣。刘京伟问，是公益事业吗？张国栋说，不是，至多为了张国栋和秋水。刘京伟问，女一号跟我睡吗？张国栋说，设计中的女一号是有气质的姑娘，不睡流氓。刘京伟问：我能演男一号吗？张国栋说，不能，设计中的男一号是有追求的小伙子，不是流氓。刘京伟一口喝干张国栋点的顶级乌龙，说，你妈。张国栋，这么多年了，你对我的评价怎么还这么低？我傻呀？我投这种钱？你妈。后来，张国栋的古装电视剧火了，央视和各省卫星台轮流播，我当时在美国，唐人街上的录像店里都有的出租。我问店主租得好不好，店主说黑人最喜欢租，里面有几个皇上三妹冲澡、进被窝的半裸镜头，反复看，黑人说，没见过这么小的，太神奇了。张国栋非让我拿了相机，求录像店主一手拿他片子的录像带，一手翘大拇指，再十块钱雇两个大佬黑一脸淫笑站在旁边，背景是挂了美国国旗的麦当劳店。我连照了十张照片，寄给张国栋，还告诉他，我老妈很崇拜他，她在美国不能成为方圆十里的社会活动中心，憋坏了，除了看电视剧录像就没有其它消遣了，我老妈总想知道张国栋片子里的少年英雄到底娶了皇上的三妹还是吕四娘，却死不愿意提前看最后一集大结局。张国栋回信说，我老妈才是他们的梦幻观众，他和我这种不看电视的人不共戴天，有代沟。张国栋还说，北京又是春天了，东三环上的柳树也绿了，他的闲钱攒得差不多了，不用刘京伟的钱也够了。

那天晚上，张国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写他一生的梦幻剧本，问我要不要扒开伤疤，重念旧情，和他一起写，在荧幕上挂个名。

在张国栋摊了一堆黄色杂志，和我交涉换座位之后，他时常找我聊天。话题总是围绕女人，特别是关于朱裳。在我漫长的求学过程中，男生和男生之间时常进行这种交流，题目多数是关于女人，偶尔涉及考试和前程。如果把考试的定义扩大，女人也是考试题目，我们长久地讨论，以期充分理解题目，上场的时候争取马虎过关。刘京伟从来不参加这种讨论，他说我具备一切成事的素质，只是想得太多。刘京伟不喜欢念书，不喜欢考试，他喜欢他的一切都是标准答案。刘京伟通常采取的态度是：“我就这么做了，怎么着吧?”他看见我茫然不解，就举例说明：“比如你喜欢一个姑娘，就按倒办了，丫不开心，就杀，就走。如果心里还是喜欢，下次再遇见，再奸，再杀。”我说这些道理太高深，无法顿悟，我天分有限，不念书不考试就无法懂得。刘京伟预言，他都死了，我的书还没读完。刘京伟一语成谶，我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关于卵巢癌发生机制的博士论文才刚刚写完初稿，答辩会还没有安排。

校园里靠近饴糖厂的角落最黑，八九点钟之后，熬饴糖的臭味散干净，隔着操场，对面的白杨树在月光下闪着白光。张国栋把我拉出来，自己掏出一支烟，熟练地点上：

“别老念书了，出来聊聊。”

“聊什么？”

“你觉着咱学校那个姑娘最心坎?”

“没一个个抱过, 不知道。”

“不要那么直接吗, 谈谈表面印象。”

“姑娘又不是阿拉伯数字, 不具有可比性。 玫瑰好看, 做汤肯定没有菜花好吃。”

“那聊聊朱裳？”

“她怎么了？”我望着缕缕的青烟从张国栋口中盘旋而起，我顺着青烟抬起头，天上有颗流星飘落，滑过夜空，坠落到无名的黑暗中，仿佛开败了的花朵断离枝条，坠入池塘。千年前坠楼的绿珠，千年后自己斟酌良久却仿佛不得不割舍的某种心情，不都是同一种美丽而凄凉吗？

“她怎么样？”

“挺好。”

“具体点。”

“干净。”这个角落被几棵壮实的白皮松拥着, 即使在冬天也没有风, 不太冷。不知道这个角落里曾经有过多少男女相拥在一起，刚开始练习，没有人指导，接吻的时候，不会用嘴唇和舌头，牙齿碰撞，发出“嗒嗒”的声响。

“只是干净？”

“你以为干净简单？我觉得你张国栋让女孩感觉舒服，你以为这‘舒服’二字简单？”

“就是呀，我这种气质，很难培养的，每周都要洗澡，每天都要刷牙。还有，要看书，多看书，‘腹有诗书气自华’。还有，要多思考，否则就肤浅了。绝不简单。但是朱裳的干净，值好几本《花花公子》吗？说实在话，我把杂志跟你换座位，只是好奇。那几本杂志也不是好来的，给你就给你了。可一开口就后悔了，生怕你同意。这不，那几本杂志换了好几条烟。”

“值。我觉得值。”

“不想追追？带到你的小屋里，看看她长什么样？通知我啊，你先看，我先煮面吃。你看完，我再看。”

“追她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我不喜欢锦上添花。”

“就是。好象是个男的就应该想和她有一腿似的。我都有点压不住邪念了。不过，多点追的才有意思，横刀夺爱，方显英雄本色。”

“夺过来又能怎么样？没什么意思。……还有烟吗？”

“你又抽烟？不是戒了吗？”

“第一支。”

“持续学坏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可惜不是什么好烟，‘红梅’。本来第一支应该是支好烟，就象童男子破身之后通过政治思想学习，再次成为童男子，再次破身应该是个好姑娘，至少也应该和朱裳差不多吧。”

刘京伟和张国栋在抽烟这件事上先知先觉，老流氓孔建国教给他俩，他俩在教给我。在我家，我打开窗，拉上窗帘。

“这还用学，我会。”我说。

“你丫会个屁。”刘京伟打开一包“万宝路”，当时是个稀罕物。右手食指在烟盒底下一弹，一根烟就自己蹦出来。

“点上，嘬。”张国栋很有经验地说，“用两个手指夹住，别太靠前，也别太靠后，烟尖翘一点，万宝路比大前门就这一点好处，点着了不抽也不灭，烟灰能挺得比你鸡巴还长。其实抽烟抽得就是这个派，在路边一摆，过往的小混混一看，服。路过的小姑娘偷偷一看，装作看不见。秋水，你别跟嚼甘蔗似的，抽一口，吐一口，糟蹋好东西。要吸进肺里，吸进脑子，想一下自己牛逼，然后从鼻子里慢慢喷出来。”后来我问，抽烟我会了，姑娘怎么泡啊？

“你丫装傻？” 张国栋说。

“真不是。打架这事儿我明白，你力气大，一手按住那个小兔崽子，一手举起板砖，问丫挺的，‘你丫服不服？’。丫说不服，你就敲破他的头，丫说服，你就是牛逼了。反正，这样就灭了他了。这些，老流氓孔建国都演示过。但是姑娘怎么泡呀？和人家搭讪？然后呢？带到小黑屋？然后呢？脱光了衣服？然后呢？然后呢？”张国栋但是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和刘京伟认识了一个家里有录像机的阔少，看了一部越南人拍的《金瓶梅》，回来兴奋地告诉我：“然后你就热了胀了，然后你也脱光了衣服，然后你自己就知道该干什么了。和抽烟一样，不用人教。”

现在，烟在嘴里，辛辣上头。仿佛心里满胀的感觉，都能从口里随烟飘走。书之外，还有别的要懂的东西。

张国栋想不想听我诗朗诵。“其实我是个写诗的。”烟在嘴里，辛辣上头。仿佛心里满胀的感觉，都能从口里随烟飘走。书之外，还有别的要懂的东西。

我问张国栋想不想听我诗朗诵。“其实我是个写诗的。”我说。

“那我还是个拍电影的呢。”

“别看我长得象个杀猪的，其实我是个写诗的。”

“好。不黄不给钱，声音不嘹亮不给钱。”

我跳起来，开始念一首幼稚的打油诗：

“学抽烟为了学坏，
学坏为了学习长大。
学习长大得厌恶爸爸，
再杀死他。
学习长大得爱上妈妈，
再抛弃她。”

长大后，我也诗朗诵，但是那一定是在五个小二锅头之后。我不能喝奶，除了酸奶，我缺乏乳糖酶。我能喝酒，喝一杯就脸红，但是百杯不醉，就像我一摸姑娘的手就会脸红，但是脸红后记得说一百篇肉麻的语录。长大后的一天，从我的口袋里赚了无数钱财的玉器店老板送我一个新石器时期的玉石酒杯，通体沁得鸡骨白，碾砣的痕迹都对，局部还透强光。玉器店老板说，别看了，一定是对的，没人要，不挣钱，没人仿。我在东四的孔乙己酒店，用一个新石器时期的玉石酒杯喝小二锅头，朱裳坐在我对面，说：“我开车来的，你自己尽兴喝吧。”五个小二锅头之后，我心里的小兽苏醒，我的眼睛烧起红火苗，我问朱裳：“最近想我了吗？”朱裳闷头吃腊猪大肠，短暂地抬起头，笑着摇了摇。我接着问：“是现在不想说还是最近没想过我？”朱裳从腊猪大肠里抬起头，说：“都这么大岁数了，想什么想？”我要了第六瓶小二锅头，接着问：“最近想我了吗？”朱裳叫服务员又添了一盘腊猪大肠，说：“如果没想，我干吗要见你？”我心里的小兽欢喜，它带领我的双腿，跳上桌子，我的嘴开始诗朗诵：“屋外有两棵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也是槐树。桌上有两盘菜，一盘是腊猪大肠，另一盘也是腊猪大肠。眼睛里两个姑娘，一个是朱裳，另一个也是朱裳。”我站在桌子上，我戴圆眼镜，穿白衬衫，我的眼睛通红，我的肚脐露出来，我没有碰掉一个盘子。

在中学的黑暗的角落，我嘬一口张国栋的红梅烟，吐一口烟，念一句打油诗，就象逐字逐句地读一道选择题的题干。

“你这么抽烟纯属浪费，”张国栋深吸一口烟，吞进肺里，再慢慢地让烟一丝丝地从鼻孔飘出来，青烟曲折回转散入周围的黑暗之中。 “想上就别憋自己。你有戏。”

“是么？”

“她喜欢你。”

“为什么？”

“你喜欢书，读得仔细，你有时候就是你喜欢的书。你能迷上你的书，别人也会迷上你。”

“两个人没事能干什么呢？”我看了眼自己的左手，枯黄干瘦，伸直后在关节之间出现一圈圈皮肤的皱褶,就象酱在熟食店里的鸡爪、鸭爪。这样的手伸出去，应该放在朱裳身体的什么地方才能让她感觉舒服地被自己抱着?

篮球场上还有几个贪玩的男生借着路灯阴黄的光亮在打球。远处隐约能看见一男一女在散步, 好象是在讨论一道解析几何题.

“你说别人的事总是出奇的明白，遇到自己的事总是嫩。这事呀，你试试就知道了.就象有些事不用教，上了床自然就会了。再说你也没骚扰过小姑娘，也没少被小姑娘骚扰呀，怎么一到朱裳这儿就发木？咱们学校躲在树后面看你的姑娘不比原来躲在山洞里流着口水等着吃唐僧肉的妖精少。”

“要是人家不乐意呢？以后怎么一块呆呀？”

“就对她说‘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我再陪你喝顿酒, 以后就当自己什么也没做过。”

我又抽了一口烟，顿了顿说：“我没兴趣。”

我想起我的小屋。周末回去，胡乱填几口饭，反锁上门，世界就和我无关了。拉上窗帘，大红牡丹花的图案就把所有光线割断，包括星星。打开台灯，昏黄的光线将满溢在小屋里的书烘暖。书从地板堆到屋顶，老妈说，书上不省钱，想看什么就买什么，读书多的孩子孝顺。书不像古董，不是世家，省省也能请回家最好的。我和我姐姐站在琉璃厂中国书店高大的书架前，我问她，妈给你的钱够吗？我姐姐说，够。我对售货员说，我要一整套十六本《鲁迅全集》和一整套二十五本《全唐诗》。我问售货员，近百年是不是鲁迅最牛逼了，近两千年，是不是唐诗最牛逼了。售货员是个男的，剃个小平头，说，如果你要买，当然是你挑的这两种最牛逼了，册数最多，价钱也贵，《鲁迅全集》六十块，《全唐诗》五十八块五毛。售货员问我，你带够钱了吗？我说，够了。售货员又问，你拿得走吗？我指了指穿着短袖粗着胳膊的姐姐说，我姐姐有的是力气。我和姐姐把十六册《鲁迅全集》和二十五册《全唐诗》放进带来的土红色的拉杆旅行箱，死沉，我们从和平门乘地铁到北京站，再从北京站换公共汽车到团结湖，后来拉杆箱的轱辘坏了一个，后来我们把书抬进了家。姐姐说，作为回报，你读到有意思的东西就摘抄到一个本子上，然后给我做作文时引用。我说，好，看到会心的地方，我就冲你一笑。

我摆开几个茶杯，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就静静地坐在对面。倒上茶，千年前的月光花影便在小屋里游荡。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已经坐在对面了，他们的文字和我没有间隔。我知道他们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们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们绝不知晓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泪流满面。第一次阅读这些人的文字对我的重要性无以伦比，他们的灵魂像是一碗豆汁儿一样有实在的温度和味道，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这第一次阅读，甚至比我的初恋更重要，比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小弟弟反复拷问让他喷涌而出更重要，比我第一次在慌乱中进入女人身体看着她的眼睛身体失去理智控制更重要。几年以后，我进了医学院，坐在解剖台前，被福尔马林浸泡得如皮球般僵硬的人类大脑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管理实验室的老大爷说，这些尸体标本都是解放初期留下来的，现在收集不容易了，还有几个是饿死的，标本非常干净。我第一次阅读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比我第一次解剖大脑标本，对我更重要。我渴望具备他们的超能力，在我死后千年，透过我的文字，我的魂魄纠缠一个同样黑瘦的无名少年，让他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我修炼我的文字，摊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淡绿色，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钢笔在纸上移动，我看见炼丹炉里炉火通红，仙丹一样的文字珠圆玉润，这些文字长生不老。我黑瘦地坐在桌子前面，骨多肉少好像一把柴火，柴火上是炉火通红的炼丹炉。我的文字几乎和我没有关系，就像朱裳的美丽和朱裳没有太多联系，我和朱裳都是某种介质，就像古时候的巫师，所谓上天，透过这些介质传递某种声音。我的文字，朱裳的美丽，巫师的声音，有它们自己的意志，它们反过来决定我们的动作和思想。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筋疲力尽，我感到敬畏，我心怀感激，我感到一种力量远远大过我的身体、大过我自己。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我筋疲力尽，我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我的生命就是垃圾。

我对张国栋说：“我的屋子太小了，床上的书把我都快挤得没地方睡了。已经放不下别的了。” 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已经坐在对面了，朱裳坐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就先追了？我可是跟你商量过了。”

“好。需要的话，我替你写情书，送小纸条。如果人家对你有意思，我把座位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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