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是公历四月的第一个周末，一晚上的功夫，院子里的西府海棠忽然开了。只用了一天的阳光，深红的花骨朵就全部撑开成浅粉的花。只在上午六点到八点之间，深红的花骨朵和浅粉的花夹杂在树上。看到这个景象，是让人很愉快的。一周干了八十小时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正经事儿，脑浆子像是被轮奸过一样疲惫，忽然在浦东机场的安检口看到四个姑娘，皮肤真白，头发真黑，腿真漫长，戴个墨镜。看到这个景象，是让人很愉快的。

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是听见早上五六点钟的鸟叫，胡同里的抽水马桶声音，深夜里，郁闷的人借着酒劲儿向湖心喊平常说不出来的话。听见电话里，我老妈唠叨，法国总统的新老婆是个时装模特，韩国前总统是个北国汉子，美国邻居里这两个中年男人是同性恋，她都知道。我听得出，她元气还在，还能再活很多年。早就认识一个男歌手，气质实在太好了，声音实在太一般了。买来一对很适合听人声的喇叭，接上胆机，塞他的CD进去，听到他的声音不是那么一般了，气质竟然更好了。我像牛一样听古琴，我喜欢听那个姑娘的手指尖端摩擦琴弦的涩涩的响动，姑娘弹完说，她也最喜欢听那个响动，然后即兴又弹了一段，里面更多那个响动，这是让人愉快的。

让人觉得愉快的是闻见槐树花和香椿花，慢慢烧了很久的墨鱼烧肉，初夏夜雨之后的土腥味儿。和一个老朋友坐着，没想起说什么的时候，喝茶，再喝茶，三泡之后的铁观音泛出兰花香。旁边有人抽当年的雪茄，雪茄的干湿合适，附近有人不太吵闹地哼歌儿，雪茄的味道慢慢飘过来。有人带来一瓶很贵的红酒，他喝之前，伸进鼻子，鼻翼翕动，说有花香，水果香，坚果香，巧克力，树木，我闻了闻，又闻了闻，只闻见了葡萄，这是让人愉快的。一个姑娘在旁边，新洗的头发，发出动物和植物混合的香味儿，她告诫我说，你新写的关于唐朝的书里，别说檀香，说沉香更好，这是让人愉快的事儿。

让人觉得愉快的是喝了六道的茶，舌头凑过去，竟然还有美人迟暮的味道，枯涩里面，竟然还有香甜。我吃了头台，吃了主菜，吃了甜点，喝了饭后茶，抹抹嘴，说，七分饱，下半身的牛仔裤，还是二十年前的，还没感觉腰间肉紧，还能系得上最紧的一格腰带，这是让人愉快的事儿。晚上六点，众神归位，点几个凉菜，开始喝酒。午夜十二点，找个地方吃碗面，再喝三瓶啤酒解酒。风起，如头发贴面而过，我忽然想起你，你在嘴里的味道和最后这瓶啤酒类似，苦苦的，爽爽的，这是让人愉快的事儿。

让人觉得愉快的是摸五个月小孩的屁股，元朝的真品青花瓷，明朝末年柏木的画案。在车里，在飞机上，累极的时候，左手放在公文包上，电脑不能丢，右手放在腰间的西汉玉上，温润不留手，仿佛千年前摸这块玉的姑娘的手，慢慢睡熟了。我说上次忘了抱你，你说这次补上，你的腰间有你不知道的温暖，然而我知道，这是让人愉快的事儿。

让人觉得愉快的是诸多杂事捏着鼻子全部清掉，全部账单已付，全部稿债已交，全部人情都是别人欠我的。买一个1TB的硬盘，把所有要听，要看，要想的都存进去，系统地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还可以远程登陆，随时听、看、想。五个月的小孩儿长得像包子，双手牵着床，勉强坐着，我扒开他的双手，一捅他，他就倒了，还笑，这是让人愉快的事儿。以前的姑娘说，有人开车法拉利新款跑车在美国1号高速公路上带着她跑，想泡她，她说怕风大，你丫赶快靠边吧。我说去看旧金山东亚博物馆吧，她遮盖住所有说明，我告诉她所有玉器的年代和真伪，全对了，她说，这比法拉利款跑车管用，这是让人愉快的事儿。

生命中，眼、耳、鼻、舌、身、意，都有让人愉快的事儿。

不喜欢旅游，喜欢读历史。旅游仿佛如船行海面，基本不知道下面有什么。看看天海苍茫，感叹一下，或者晕一下船，说自己经历了痛苦。历史里杀人越货、怪力乱神，有虚假和夸张，也说不清楚对错和美丑，但是读多了，真相重叠，我能明白它要说什么。

我老妈喜欢旅游。我问：“为什么啊？”我老妈说：“以后别人问起来，去过纽约吗？去过！去过华盛顿吗？去过！去过欧洲吗？去过！”我问：“去过又怎么样呢？”我老妈想了想：“去过，懂吗？你去过吗？他去过吗？我去过！”后来，我开一辆二手别克车，拉我老妈走80号公路北上，到华盛顿和纽约，一路上她在车后排睡觉，到了地方照相，然后就吵吵着要回去。再后来，她自己参团，欧洲十日十三国游。我给她买了个数码相机，设置成最傻瓜，反反复复教，回来之后，所有的照片还是曝光过度、焦距模糊。“你瞧瞧你这个傻屄破相机，但是我去过了，欧洲！”我老妈说。

看历史的习惯形成得很早。小学后三年的数学和语文是一个大右派恩师教的，他文革前就是高中数学高级教师了，文革时候发现出身太差而且勾引妇女，没挨打，被下放到小学。那时候，毛泽东诗选和李白诗集和鲁迅骂人话是优秀汉语的标准品。我恩师说，别总背诵这些骂人话和诗了，很容易变成疯子、傻子和白痴的。也别看经、子、集，除了两三个人的几百句话，其他基本都是缺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基本都是庸人和死人写的。中国的历史记录牛屄，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民族能比，从东周开始，每个月都有相当明确的记录。看过去的东西，看事实，不要看过去文人的总结归纳分析判断，自己动脑子做自己的思考。我于是开始从《史记》开始，读《二十五史》，到现在还没读完。

读史的习惯形成前后，对我造成三个长期的影响。

第一影响是曾经中了封建主义帝王将相的毒，一个恍惚，还是往疯子、傻子和白痴的方向出溜，脑子里涌出壮丽而空洞的句子，“立德立功立名”，“男儿何不带吴钩”，“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得志则行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等等。 把历史书当成练习题集读，看完情景描述，大殿上大臣禀报，掩住后面，自己脑子里总结利弊，先做判断，再看历史上真实的决定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一个额外的发现是，好的史笔需要无动于衷，不能在描述情景时就表现出倾向性，暗示答案，仿佛好的习题集不能这样编撰。十几年这种训练之后，医学院之后再去读美国的商学院，发现除了一些名词和财务知识，其他是如此的小儿科。

第二个影响是爱上古器物。最开始是玉器。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的朝代，那时候的中国人怎么想像、怎么审美、怎么操刀。玉器从夏朝以前到民国，绵延不绝，相当主流。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其他任何器物有类似的特质，青铜器和陶器汉代以后就基本不用了，瓷器是宋代以后才开始，硬木家具要到明朝才兴盛。玉器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携带，脖子上、手上、腰间，过机场安检，警报不响，摸上去和千年前一样温润，一个恍惚，左脚踏进唐初长安的春明门。后来喜欢上实用器，文房、家具、象棋、围棋、麻将。乾嘉盛世，大清国仿佛现在的美国， GDP占全球的 20%以上，吃有机食品，用心用功做平常用的物件。

第三个影响是长久地迷恋文章。写文章的过程中，历史感在最开始是潜意识的。写《万物生长》是“为了忘记的纪念”，写个十来万字，忘记一个人，一段时间。等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和《北京，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自己的改革开放史了。从公元一九八五年到二零零零年，十五年改革开放，一个少年从十五岁长到三十岁，外部是飞快变化的三环路、北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是飞快生长的肉身，中间被锻轧锤炼的是情感、情欲、人生观、世界观。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历史写作，解除了我帝王将相的毒。历史就像成年人打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彼此的道理没有大小，胜负成败和道理没有关系。个人和体制相比，永远弱小。鸡蛋和石头相比，鸡蛋永远呆傻。不如归去，换了浅吟低唱。好的文字，从现在直到千百年后，和古玉等古器物一样，冷僻但是绵延不绝。甚至更好携带，脑子里、心上、裆下，过测谎仪，警报都不响，一个恍惚，跨进另一个人的肉身。小就是大，弱定胜强，让强大得不能弱小的人们去做国师吧。

所以在《北京三部曲》之后，我决定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一刀切下去，只管自己，不管他人和市场，只管瞬间圆满，不管往高处带人，只管宿命，不贪财名，不怕死。

至于写作的顺序，本来的设想是先挑口最重和我最着迷的题材写三个长篇，构成《怪力乱神》三部曲。第一部，《不二》，着重于“乱和神”，色情和宗教，背景是初中唐。第二部，《天下卵》，着重于“力”，权利斗争，背景是辽金元。第三部，《安阳》，着重于“怪”，医学、巫术和古器物制作，背景是夏商。然后再在剩下的朝代里，挑个感兴趣的人物，一朝一朝写下去，比如创立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的孔丘，比如资本主义色情享乐狂李渔，比如呕心沥血管理国企的李鸿章。这样一来，就有《二十五史》加当代史和现代史需要书写，我就有了两辈子也做不完的事情。

《不二》的预付稿酬早就收了，答应在二零零九年底交稿。利用假期，躲在美国乡下赶稿子，写完了《不二》的中篇梗概。我老妈在院子里种黄瓜，忽然问：“我死了，你会想我吗？”声音很小，我还是听到了。我老妈没等我回答，接着问：“我翻了你的公文包，除了三个电话和两个电脑之外，里面有眼药水，估计看电脑多了，眼睛累的时候滴的。还有巧克力棒，错过了吃饭，饿急了的时候吃的。还有润唇膏，开会说话多了，嘴唇裂了，抹的。还有呕吐袋，脑子使多了，想吐的时候接着。你会不会很快累死啊？”没等我回答，我老妈接着问：“你哥打来电话，说你在写关于和尚的黄书，小心和尚啊，比好看姑娘和胖子更可怕。你这样敞开儿了撒了欢儿地写，发表之后，会不会被和尚闷棍打死啊？”

所以我决定，在写完《不二》之后，停下《怪力乱神》剩下两部的写作，在我老妈仙去之前，先写完《垂杨柳》这个以我老妈为中心人物的当代史。

位于北京广渠门外的垂杨柳是我的小宇宙。满清时候这里是养鹿和养马的地方，二十世纪末的时候还有两个车站叫鹿圈和马圈。建国初，这里的定位是重工业区，重炮、吉普、坦克都可以造。北边是铁路和现在的 CBD。南边是农村和水塘，有鱼、蜻蜓、蝴蝶。西边是城里，骑车几分钟就到天坛。东边是化工业区，骑车几分钟鼻子里就有氨水味道。我打算以这个地方为中心，从一九四九年写到二零零九年。一共六十年，一共六十章。每章开头都从那年一月一号人民日报新年社论摘一段最具时代特征的段落，之后就是我老妈唠叨，在她的记忆里，那一年的心事、家事和天下事。费了些周折，这六十年的人民日报也影印齐了。国内的图书馆，托关系走后门，死活借不出文革十年一月一号的人民日报（知耻之后，勇还有多远？），也死活借不出一九八九年一月一号的人民日报（智力水平有问题，其实该藏匿的是一九九零年一月一号的）。这些，在香港的公立图书馆都轻易补齐了。数码录音笔早就买好了，还买好了 4G的记忆棒、一大盒七号电池和几箱红酒白酒，找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我要录下我老妈对于这六十年的唠叨，然后用最不破坏气韵的方式转化成文字。

我想，最差最差，我发表了《不二》，写完了《垂杨柳》，在我老妈仙去之前，被和尚打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宗教原因被杀掉的写作者。这样的命运，遗憾不大，可以接受。

是为后记。

美国不是人长呆的地方，至少，不是我这种中国人长呆的地方：没有各种重味儿、重油、致癌、折寿的中国菜，没有各路经济来源不明、个人情史复杂、厌恶健康儿童和主流社会的酒肉朋友，没有足够多的中文书店、古玩城、新闻版上的后现代黑色幽默。但是，离开美国之后，偶尔会想起美国的好。比如，高速路上开车。一边是海一边是山，路上没有练百米斜穿马路的老太太和逆行而来的自行车。再比如，定居美国的老姐家的狗。人可以和人推脱没时间，但是和狗不行，狗的一天相当于人的六天，你忙起来两年不见它，对于它来说就是十二年。又比如，人少。巨大的湖，走路四个小时才能绕一圈。走一圈，遇上的松鼠比人多。当然，还有定居美国享受美国社会主义福利的我老妈和我老爸。

抽空回美国住几天，狗还记得我。听说狗是靠嗅觉辨认和记忆的，很灵，你整了容、胖了五十斤、换了肾、两星期没洗澡，它还记得你是谁。我一去拿狗勒子，它就上窜下跳，拿脖子找我的手，让我赶快套上它出去跑。牵着狗去湖边，它一路飞跑，看到湖，眼眶湿润，四处乱嗅。我问我老妈，多长时间没溜它了。我老妈说，自从你上次走了之后就没有过。我问为什么啊。我老妈说，人老了，牵不住它了，到了湖边，见了母狗就要掐，见了公狗就要操，牵它的人不留神被它拽一个跟头。

人老了，我老爸越来越走向佛。我问他，有多少存款？他说，不知道，有点吧。我问他，人生什么最重要？他说，人生在世，吃。我问他，您打算再活多少年？他说，现在已经够了。我老妈说，他现在的问题是，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过，喜欢吃炸的，所以什么都裹上面粉炸，喜欢电视剧，所以熬通宵也要看完，门清杠上开花一条龙，在摊开牌的那一刻没有痛苦地离开人世，是他最大的愿望。

我老妈却越来越走向佛的对立面。她看什么都不顺眼，充满抱怨。总结起来，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都活这么大了，世界怎么还不围着她转动呢？对于周围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她都能找到不如意的关键所在，和每个人的谈话，基本都围绕这些痛点进行。我给她看北京院子里西府海棠开花的照片，她说，真好看，比去年还好看，今年不能亲眼看到了。然后说，海棠花期短，北京风大，一两星期就是满地花瓣了。于是伤感，问我，你说，这样的美丽，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几次呢？我说，您才六十九岁，虚岁才七十，还早着呢。老妈说，是啊，这样的美丽，也就还能再看三、四十次了。

我老姐说，老妈其实非常独到的地方。她每次抱怨完，自己很快就开心了，烦事绝不住心，仿佛上了趟洗手间，十来分钟后，屎尿留给大地，自己洗洗手出来了，扯脱功夫了得，接近佛。看来，佛和魔之间的界限并没有传说中那么清晰。

我对我老姐说，天天在老妈周围，辛苦你了。我老姐的境界比我高，她说：“不辛苦，老妈对于我是个天赐的锻炼机会，帮助我增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写一部“黄书”，为什么？

看完《肉蒲团》之后。首先，我觉得我能写得更简洁、更直接、更美好。其次，我觉得这是一件造福万代的伟大的事情。再次，对于这个内容，我有表达的冲动。

2． 给你正在写的黄书想一个宣传语吧！

真黄，一本纯真的黄书。

3． 你看的第一本情色小说是什么？给你怎样的影响？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应该是在高一，湖南文艺出版社或者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中译本，看得我拧巴了一年，以为性爱是件比宗教还宗教的事儿。大一在信仰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又看了企鹅出版社的英文原版，看得我乐了，原来屈原那种花草情怀、帝王暗恋在英国变态知识分子中也根深蒂固。这是一本人生观、世界观和审美趣味都有问题的小说。

4． 从文学的角度，你最欣赏哪种类型的情色小说？

《十日谈》和亨利米勒，坦然、智慧、世俗、嚣张。

5． 看到你很抵制美女作家的下半身写作，那你认为情色小说的精髓应该是什么？

我不抵制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肩膀写作等等，就像我不抵制纯爱写作、玄幻写作、惊悚写作等等。我抵制劣质写作。情色小说的精髓应该是好色而不淫，悱怨而不伤。

6． 中国没有传统意义的情色小说，有的话也出版不了，那你还坚持写吗？

写，至少写完手上这一部，为了自渡，为了渡人。

7． 黄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什么。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浮云、斜风和鸟叫。

8． 情色小说能提高中国人的性和爱的质量吗？或者，仅仅是更加大了意淫的成分？

不了解中国人的性爱情况，没做过调查，没学过。我过去的医学专业是妇科肿瘤。

9． 你认为中国缺好的情色小说吗？

非常缺乏，不仅在中国。

10．你的小说是给谁看的？如果误入孩子手中怎么办？

给心智健全的人看。孩子比很多成人心智更健全。我未成年的时候看了误入我手的《金瓶梅》，现在也没变成西门庆或者潘金莲或者武松或者武大郎。

11．你觉得作为一个成人，有成千上万的A片可以选择，那我们还需要情色小说吗？

看A片是被动的，看小说是在被动和主动之间。把文字转化成脑子里的热气，需要读者的主动。这种主动，在现在的时代，非常难得和重要。就像在每天有100个台在放300部傻逼电视剧的今天，每天看5页《尤利西斯》也是非常难得和重要。

有某个女性朋友问：“我不奇怪你会写黄书，但是你为什么要写黄书？只是为了发泄吗？为什么啊？啊？”

有某女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核心读者群是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中年妇女，他们正在相夫教子，和绝经和绝望搏斗，渴望爱情。她们需要的是浪漫爱情和性幻想，不是黄书，你这样转型，是自掘坟墓。”

实际情况是，从二十多年前我捣腾汉字开始，我写作从来不是为了功名利禄、经世济民、传道解惑，从来都是为了发泄，从来都是被使命驱动、神鬼附体、龙蛇入笔，从来都是为了一些细碎的、肿胀的、一闪一闪无足重轻的原因。瞬息间我也羡慕过靠写作一年挣成山成岭的银子，名气大到需要戴墨镜上街，签名售书时千万双手在面前挥舞，被扔臭鸡蛋、可口可乐或花朵，但是那些只是瞬息间。更多的时候，我告诫自己，第一不能忘记的是写作带给我的单纯的细碎的离地半尺的快乐。我的脑袋是炼丹炉，不是必胜客的烤箱。

总结我写黄书的动机如下：

第一，自《肉蒲团》之后，过去二百年中，没有出现过好的汉语的黄书。即使是李渔的《肉蒲团》，也是唠唠叨叨，总共二十章，论证自己是佛教启蒙读物而不是黄书就用了前三章。

第二，写黄书不易。写得不脏，和吃饭、喝水、晒太阳、睡午觉一样简单美好，更难。手上正在写的这个《不二》是按这个要求做的一个尝试。

第三，小时候壮烈装逼成长时，常看文艺片，惊诧于人类头脑的变态程度，也常看毛片，听说自摸严重危害健康而惶恐终日。总想，为什么暴风雨不能来得更猛烈些呢？为什么美好的文艺片和美好的毛片不能掺在一起？这样，会不会给人们一个关于美好生活的全貌？具体操作时，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灵肉过渡的别扭程度，不小于生与死。

第四，眼看快四十岁了，现在不写，再过几年，心贼僵死，人世间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十来万字了。现代医学看得更仔细，男人也有绝经期，“老骥明知桑榆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第五，我们下一代这么美好，如果都靠看非我族类的日本AV和非我教义的基督教派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巴黎屋顶上》启蒙，作为中文作家，我内疚。

第六，希望在过程中自我治疗好过早到来的中年危机和抑郁症。

至于这本黄书的风格，我是经过反复摸索的。

首先，写完《北京，北京》之后，我决定不再写基于个人经历的小说了。基本意思已经点到。对于成长这个主题，《北京三部曲》树在那里，也够后两百年的同道们攀登一阵子了。

我决定写在成长之外，我最着迷的事物。通过历史上的怪力乱神折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谬误和真理。先写三部。第一部，《不二》，着重于“乱和神”，色情和宗教，背景是中晚唐。第二部，《天下卵》，着重于“力”，凶杀和色情，背景是辽金。第三部，《安阳》，着重于“怪”，医学、巫术和古器物制作，背景是夏商。

开始构思《不二》的时候，想分甲乙卷，甲卷写禅宗在中晚唐的西安，乙卷写禅宗在中晚唐的敦煌。甲卷纯色情，乙卷纯精神。甲卷色情到估计在网上也贴不了了，乙卷精神到或许只有北医六院（简称“神六”）的病友能有耐心从头读到尾了。但是写作过程中，越来越觉得这样太装逼，太“二”了。决定还是按现在这个样子，合在一起写，淋漓而下，意尽而止。

过程中发现，编故事，其实不难，难的还是杯子里的酒和药和风骨，是否丰腴、温暖、诡异、精细。

是为后记。

（为某时尚杂志救场，做以情人节为主题的访谈）

主编寄语：爱情是一个恒定的主题。在甜蜜的2月里，更是爱的主题。而在爱情中，两性关系又是那么的纠结又不可分离。这是一个难以谈论的话题，因为其中有特别多的冲突，而且是极其个人的事情。冯唐的作品中涉及到很多两性的内容。而且作为优秀的成功男士，也受到很多女性的喜爱。当今，女人对于优秀的男人有很多困惑，女人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同时，女人也想知道，她们对男人的一些看法男人是如何看待的等等话题，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一下关于两性关系的话题。

徐巍（以下简称徐）：生活就是一场仪式。我们对人生的记忆，是靠形式来记忆的。你是否觉得，中国女人对情人节也有一种期盼呢？中国男人会怎么看？

冯唐：我个人认为，对这种仪式的需要，男人和女人是有区别的。女人希望对于男人来说，自己是最重要的、是唯一的。但男人限于各种社会、经济、生理、心理、自身等原因，可能就不一定能满足这种需求。但同时，男人其实也是需要一种仪式化的。比如，我自己好多记忆都是从特别小的时候记起的。男人都会在小东西上有很清晰的记忆。但是不会太在意具体的时间。男人们很早就不在乎生日、情人节等等。而女性的仪式感会强烈些。总是期望能独特。比如，不管有钱没钱，哪怕是买一枝花，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日子里，你把时间给了她，哪怕吃卤煮火烧，她也会很开心。但是如果找到种种借口，不能和她一起度过这个特殊的日子，即使是给予了完完全全一样的东西，却会差得很远。大多数女人是比较较真。

徐：我们总说，婚姻要经营，经营是否就是靠这些所谓形式主义的东西作为其中一方面呢？

冯唐：你说的是没错的，但是这事要这么看，一个让自己好过和别人好过的矛盾关系，你当然期望，你喜欢的这个男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搁在你身上，把你永远排在重要次序表的第一位或者至少是第二位、至少在女性里面是第一位。我觉得老天是这样设计女人的。但是老天设计男人是不同的。不能完全满足女人的这种需要。老天这种设计，我总认为是为了把基因生存下来的概率最大化，他一定有一个喜新厌旧的机制设计在里面。人有很多生理设计，比如腐败的东西吃了会吐，见一个人次数多了就烦了，不想见了。两性关系中存在这样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说的是多数人。

徐：很多女人对于两性的困惑，很大程度是觉得男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心理学家也说，动物学里，男性是要把更多的基因撒向四方，而女性就是靠展示自己的美丽来吸引男性。所以有一种观点，男人的天性是不可避免的。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冯唐：首先，男人的设计里，一定有这种成分。但是人比动物要高级一点（谁知道呢）人比动物的长处是，人会反思。你会想，人和人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比如第一个遇到王姑娘，你爱她爱得要死，但是当她消失的时候，你真的会死吗？比如世界上只有李姑娘，哪怕是你远房妹妹，你能不睡她吗？所以说，你要这么看，“唯一”的基础是很不牢固的，基础不在，你的需求也站不住脚。比如王姑娘说，你要把我看成生命中的最重要、唯一的，这事不靠谱。

徐：你对于女人对于男人的一种说法——“男人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怎么看呢？

冯唐：我觉得不是。小孩很可能是靠下半身的，小孩是有佛性的。我遇到一个小孩，是外国人，在中国长大的，说一半中文，一半德文，保姆是中国人。他第一次在后海见到鸭子时，他说：鸭鸭。以后见到所有飞的，都叫鸭鸭。他在现在这个阶段，见到鸡、笼子里的孔雀都叫鸭鸭。见到车，都是车，奔驰宝马奇瑞，都叫车。没有任何区别。话说回来，在人生观和世界观形式之后，对女人的评判，是一个整体的印象，不只是看身段和容貌如何，而是看一个整体的所谓的气质。

徐：你写过《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里面谈到了很多男孩子青春期的成长，包括对女人的想法，那你觉得男人十八岁、二十八岁、三十八岁对要求的姑娘是不一样的吗？

冯唐：那当然。这个我只从效果说。十八岁是需要的姑娘，应该是刺激他幻想的。能使他畅想一下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未知是什么样子的。不能完完全全是整天能和他傻玩傻笑的那一类，纯哥儿们的那种。 二十八岁，是最难说的。人和人差异就特别大了。有些人是求心安省事，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比如以前特别苦，总是遇到特别能折腾的，我就会想，哎呀真无聊、真烦人。当时还小，还有很明确的理想，我要看书、我要考试、我要做个科学家，我要替人类攻克卵巢肿瘤等等。所以当时畅想一个特别懂事的、省事的女人，抓来当老婆。还见过喜欢成熟的。这类女人，能教会你很多人生的道理，明白很多事，比如，告诉你穿西装要把袖口上的商标剪掉，比如，好的西装袖口的扣子不是假的，是可以打开的等等。当然，我也见过就图好看的，脸好看，身体好看。最好傻了吧唧的，心软，一骗就上当，一劝就心情好。

徐：三十八呢？

冯唐：在这时候，我认识的这些人都是图舒服。比如，压力已经很大了，不要给我压力了（虽然也许也没什么压力）最好也不要较真，情人节为什么要和你吃晚饭呢？你看天气也不好，风水也不好，人有多，玫瑰花也贵，换一天吧，改八月八号吧，奥运开幕了。对方立即说：“好啊好啊，八月八号也很好。”男人会倾向喜欢这类的。或者女人心理很明白，也不和你计较。

徐：现在有一个观点，人一定玩够了才结婚。不能说绝对玩够了，玩够了相对来说会安全一点。你觉得男人是这样吗？

冯唐：生态系统，物种越多越稳定。最怕小孩的那种世界。车、树、男的，女的，这样很容易死的。一种植物有一种病，对他来说是致命的，生态系统就塌陷了。反而是特别丰富的，好几十万种细菌更容易存活。男的经历过了，就会见怪不怪了。少见才会多怪，多见才会少怪。一直和一个人过着和尚般的生活，他会想，除去尼姑之外，其他女人长什么样子呢？有很强的好奇心。当然也有例外的人，不需要经过繁华世界，就跳到了彼岸。繁华世界的差异都是假的，小孩子都是对的。所面对的，就是女的，吃的，喝的。但是这种人少。那得是多高的道行。

徐：我们以前做过一个话题，经历过多少男人才能成为女人，后来发现没有答案。比如我们经历很多，熟能生巧，但是就能找到爱吗?今天人们怎么判断这种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你相信什么呢？你是怎么去把握自己呢？

冯唐：我觉得人和人是不同的。我也见过，在有些人的头脑中，一个花都可以是一个世界，为什么一个美好的姑娘不能是你一辈子的事业呢？有些人对男女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一辈子守着彼此过日子，够了。这些人可能会养很多种花草，养好几条狗。其实，没有对与错。一个是少，十个是多吗？看你是怎么想。一切都是相对的，人需要做大致的权衡，不要算得太仔细。听从内心的召唤，内心召唤很强烈，就做呗，内心召唤不强烈，就老老实实呆着呗。

徐：在爱情上，你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什么呢？

冯唐：有一个底线，就是得真心喜欢才可以，就是不能为名为利做这件事情。只要是真情所致，我都能理解，我都鼓掌。

徐：你觉得男人一生爱的女人，是同一类吗？女人会爱上各种各样，匪夷所思，差的十万八千里各种各样的男人。但是，我们发现男人所爱的女人，是特别像的一类人。你觉得呢？

冯唐：我觉得女人爱的成分比较多一些。有很多博大的母爱在里面，所以范围会宽泛一些。我见的男人喜欢的类型确实比较窄。

徐：我看过你写过的文章有一句话。“一个女人的美丽，一分姿色，二分打扮、三分聪明，四分淫荡。”这句话怎么讲？

冯唐：我觉得挖深一点呢，淫荡是一个很好的词，只是很多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和人生观不完善，不能理解这件事情。真正大聪明的人能很正确的对待。淫荡，如果恰当的表现出来，往往是有大智慧、独立思考、自由精神，有我最喜欢的东西。比如韩国人说：“通奸是个罪。”她就说：“啊，通奸是罪，我不能做。”那你的脑子在哪里呢？如果你的脑子和别人的脑子是一样的，我看《人民日报》好了，我何苦和你逛公园呢？何苦和你吃饭呢？我还不如对着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吃饭呢。

徐：你的小说里面有很多写情色的，你觉得情色的觉醒对一个人的意义很大吗？

冯唐：我写情色主要是为了弘扬自己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自己尊重自己，独立思考，自由精神，而不是总跟着别人走。有时候，老天就给你十毫升的东西。你又不敢用，甚至叫它蒸发，那是暴殄天物的表现。我觉得情色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来表示自由独立、相对自我完善的东西，需要正确对待和把握的东西。

徐：你觉得情色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冯唐：高的境界是把这个情色看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所有的欲望的产生都是有基础的。你自己觉得美好，又不伤害其他太多人就可以，如食蔬饮水，是生命的一部分。老天这么生的你，勇敢面对吧。类似节食，你乐意，可以。你戒色，你乐意，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对待情色和对待吃饭喝水睡觉一样，我们的心态可以更健康些，去精神病院的机会少些。

徐：人们对婚姻有很多质疑，说违反人性，最好两年一签，不断续约。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婚姻和爱情无关，是人类繁衍制度的一种方式。之所以采用呢，是因为婚姻容易使人保有幸福感。如果不停的换，其实就更难。你觉得呢？

冯唐：我觉得说的很对，婚姻是社会的东西。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

徐：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冯唐：当时二十八九岁。情景很特殊，我们在美国，我第一不喜欢一个人吃饭，第二不喜欢吃西餐，第三不会做饭，没下过厨房。所以要找到一个能帮我做饭的，能一起吃饭不烦的。我现在的老婆在当时事儿少，会川菜。在一起不到两年的时间，一次吵架也没有，我觉得我过上了社会主义新生活，感觉特别好。临回国的时候，她说是不是把婚结了再回来，像我脑子里想法这么多的人，当时什么也没想，觉得是一件特别应该做的事情，就做了。

徐：但是很多男人不愿意结婚，他们会觉得应该多享受一些，婚姻毕竟是束缚。像你这么优秀的男人，怎么会享受平淡的婚姻生活呢？

冯唐：我角度和你不完全一样。我是需要巨大个人空间的人，自己呆着，这是核心。保证这点，其他的才好商量。说到底，人是个体的人。一个人首先要做的是替老天安顿好自己。

徐：英格玛博德曼的话剧《婚姻风景》中有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讲的就是一个男人害怕孤独又害怕束缚，在婚姻里跳来跳去。你怎么看待孤单和束缚呢？

冯唐：自己还是要替老天，替社会照顾好自己，这是一切的基石。是能够和周围的人和谐的一个起始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平时也看到，为什么有些人疯狂地要当官、要赚钱？因为他心里发虚。他们一定要通过风云变幻，要通过变化来打发时间。就不能有一个固定的爱好，简单而丰富的乐趣吗？这些人从这种程度上说，自身的生态系统不完整。

徐：有些人把爱情叫做持续的多巴胺分泌。因为这个理论，有些人会觉得爱情很没劲，还有一种人觉得，我的人生就要不段追求刺激。你觉得呢？

冯唐：恩，我觉得都行，纯粹个人选择，就看你对这件事情爱好不爱好了。我觉得也可以当成是一种爱好。我也见过要结婚四次的，真的很有勇气。就像你说的，多巴胺是共通的，性、毒品、宗教，老天肯定是设计了一个套。你愿意钻这个套，那就生生死死，天堂地狱。如果不怕遗憾，一辈子不碰不沾，安稳百年，也挺好。

徐：你觉得有一生一世的爱情吗？

冯唐：那要看她是多大岁数了。姑娘如果是二十岁，就说：有。人生导师都是这样说的。姑娘如果是八十岁，还问这个问题，就说：有。临终关怀都是这么做的。姑娘如果是四十岁，就说实话吧，就算了吧。一生一世的爱情不靠谱。你可以说你有一生一世的偏好。比如说，我就喜欢吃黄瓜。你会一直吃黄瓜。但是你不会有一生一世的第一次吃黄瓜的那种感觉。无法想象，哪怕一个天大的美女，一起呆了二十年，每次见到，你总能饱含第一次见她的激情，在内心里呼喊：“啊，大美女，啊，大美女。”情圣啊，傻啊？

徐：你觉得爱情需要学习吗？有人觉得爱是本能，不需要学习。我觉得本能和有没有爱人的能力是两回事。你觉得，我们在爱里，怎么成长和学习呢？

冯唐：当然，首先要有兴趣爱好，有天赋，然后才是后天的学习培养。一切复杂的事务，都存在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爱情的确是本能，你的确有一个自发的冲动，想知道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至少有对方、对方的父母、以前的历史、未来等等，同样你也有一套你的东西。这么东西在一起，还真是有很多的风险的。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学习什么时候简单，什么时候复杂，什么时候不去想等等。

徐：今天两性关系上，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好多人年轻的时候，就想找到一种标准答案。后来发现，什么都是不存在的。你觉得人们对两性关系最多的迷失，就是爱是永远不变的吗？

冯唐：哪有永远不变的呢。最大的迷失就是认为爱是永远不变的。还有一个迷失就是，认为找到真爱，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问题都是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

徐：很多优秀的女性会说，世界上没好男人了。你怎么看待？

冯唐：好男人还是有的，要去找。要知道，自然界是平衡的，世界是基本平衡的。你没有理论基础认为，男人作为整体比女人差太多。可能从个体上来说，你比张三李四好。但是整体上不能说，女生优秀男人差，那是因为你没有接触到好的。

徐：但是很多优秀的男人会面临机会选择，看花了眼。不想结婚。你自己从北京到香港到麦肯锡。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冯唐：还好吧，还要看她自身的能动性。过了一定的年龄段，女的也不想结婚了。男的也不想结婚了。可能他适应了这种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偶尔有一段关系，可能浅可能深，可能快乐可能痛苦，可以进可以退。这种状态，习惯了，他会想，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这又回到了人的设计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原来人的设计，人不该活得的这么长，往往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就死了。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时候特别想结婚生子，但是过了三十、四十，一个人的日子过习惯了，觉得整体和同一个人呆着很烦。我身边有这样的。男女都是一样的，也不见得女人就想嫁人。

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人，是很可怕的。会迷失方向，你觉得这样的女人多吗？

冯唐：挺多的，作为人都是挺多的。人要明白，没有一个状态是十全十美的，没有任何一种状态是挑不出了毛病的，所以说。你自己心里一定有一个轻重缓急。比较差的人是觉得什么都觉得重要。所谓成熟，就是有能力判断优先顺序，有信心坚持这种判断，不能今天觉得，老公能清闲能多陪你是最重要的，明天又觉得，老公赚钱给你空间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传说中的拧巴。

徐：这是否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冯唐：是的，是非常重要的标志。一定要想明白，在相对的时间段要的是什么。可以变，但是变也要想明白。你不能要求猴子不长毛，这是你自己找别扭。最差的战略不是你选错了方向，最差的战略是摇摆不定。

（2009年时尚杂志文章，其中部分段落来自我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

我喜欢半透明的事物，湖水、积雪、藕粉、镜头、老玉、新茶、历史、游记、肉皮冻、高粱饴、晚唐诗、《五灯会元》、维多利亚时期的唠唠叨叨的英国小说，当然还有各种心智健康的半透明的妇女。

我想，老天就是这么设计我们的。在所有这些美好的半透明的事物之间，我们还是最热爱妇女。妇女是生命之光，智慧之泉，比世界大一寸，比时间长一天。

但是在所有这些美好的半透明的事物之间，最难懂的还是妇女，比藕粉、老玉、甚至《五灯会元》都难懂，仿佛八个未知数的方程组，只给了六七个等式。

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一两年里会有一两天，再累也睡不着觉，还有好些事儿没做却什么都不想做，胡乱想起星空、道德律、过去的时光和将来的无意义等等不靠谱的事情。这样的一天晚上，我坐在上海人民广场旁边一家酒店的窗台上，五十几层，七、八米宽的玻璃窗户，下面灯红酒绿，比天上亮堂多了，显示我们崛起过程中的繁荣，仿西汉铜镜造型的上海博物馆更象个有提梁的黄铜尿壶，射灯打上去，棕黄色的建筑立面恍惚黄铜质地。

心想，没有比人类更变态的物种了。夜晚应该黑暗，眼睛发出绿光仰望天空，人发明了电灯。双腿应该行走，周围有花和树木，人发明了汽车。山应该是最高的，爬上去低下头看到海洋，人发明了高楼。

心想，我被变态的人类生出来，从懂事开始，周围基本上都是些变态的人类，阴茎细小，阴户紧闭，心脏多孔，脑袋大得仿佛肿瘤。涉及阴户的，情况往往凶险复杂，变态的人类给进出阴户这件事儿赋予了太多心理性的、社会性的、哲学性的内涵，使之彻底脱离了吃饭、饮水、拉屎、撒尿等等简单生理活动，比进出天堂或者地狱、肿瘤发生、社会变革、宗教创立等等显得还要诡秘。

没懂事的小孩儿还没来得及变态，他们通常更直接，更不二，更佛。所以，我更喜欢那些小孩，更倾向于在男女之事上，像小孩儿学习。

我遇到一个在北京出生、才一岁多的外国小孩儿。保姆是中国人，父母是德国人，这个小孩儿说一半中文，一半德文。在后海，他第一次见到鸭子，他跟着保姆叫：鸭鸭。以后见到鸡、孔雀、鹌鹑、孔雀，他都大叫：鸭鸭，了无区别。在电视里，他第一次看到小轿车，他跟着妈妈叫：Auto。以后见到车，奔驰、宝马、奇瑞、吉利，他都叫：Auto，了无区别。

问题是，小孩儿总要长大，变得和我们一样。他很快就会知道，哪些是鸭、哪些是鸡、哪些只是刺了青的问题少女。他也很快就会知道，哪些是奔驰，哪些是吉利，甚至会知道奔驰里，是哪些S600，哪些是Brabus改装的S600，哪些是经过AMG改装后的S65。

所以，在花花世界里花花之后，我们需要重新学习不二。

在毕业之前，尽管知道阴户的凶险复杂，当积雪在湖岸渐渐堆积，我吃完一盘肉皮冻，拿起镜头，还是想起那伟大的心智健康的半透明的妇女，还是希望她在此时此地，想分她一块高粱饴，给她倒一杯新茶，和她唠叨一下我一直没读完的唠唠叨叨的《呼啸山庄》。

大宗师说，有物先天地。小鸟执着地衔五色杂物回巢，小兽执着地叼五味杂物回穴，人执着地患得患失，物欲和物执的程序设计早于鸟、兽和人类的出现。

中文总结男人的物欲，最简洁的是《金瓶梅》。崇祯版《金瓶梅》的序言猜想书名的由来：“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所以用这三个人的名字缩成书名。我的猜想是，金子似指潘金莲，实指财富，瓶子似指李瓶儿，实指酒，梅花似指庞春梅，实指女色。金钱酒色，是中国男人最大的物欲。

外国男人也是男人。英文总结男人的物欲，最简洁的用3W，Wealth（财富），Women（女色），Wine（酒），和《金瓶梅》总结的一模一样。也有说5W的，添了Watch（手表）和Wisdom（智慧）。手表本来就是西方物理学和工业化的产物，思考星空和道德律的中国人，有史以来不是被招安后阉割后安置到翰林院就是被简单杀掉活埋掉，所以手表和智慧不在中国男人的传统物欲中。

我原来不理解为什么财富也是一种物欲，觉得财富应该是实现其他物欲的基础，不应该和其他物欲在一个层面。后来见多了挣了一千万想十个亿、挣了十个亿想一千亿的男人，渐渐明白，这时候的财富已经不是其他物欲的基础，本身已经是一种最大最变态的物欲了，尤其是对于眼睛小、个头小、鸡鸡小、有个悲惨童年的男人。

过去三十年，我经历了从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到物质极度泛滥的时代。

三十年前的酒，是暖水瓶打来的散装啤酒和玻璃瓶打来的散装二锅头。散装啤酒到家已经热了，喝干几个暖瓶也不醉，觉得过去几缸几缸喝酒的水浒好汉，不过尔尔。现在的啤酒是不在青岛生产、不用崂山泉水的青岛瓶啤。现在的二锅头有500块一瓶的，光天化日之下闭着眼睛说自己窖藏了20年、30年、50年。欧洲和新世界的葡萄酒零关税进入香港，喝着100块以上的纳帕，想着号称12年陈的长城，感觉坐在MAN重卡里看着蜀国的木牛流马。

三十年前的色，是将校呢制服黑皮靴大波浪卷花头叼美丽牌香烟的国军女特务和坚贞不屈宁死不从爽死不叫的我党妇女战斗队长。现在的色，是淮海路上被时尚杂志长期指导下的女白领，是后海湖边溜达的女记者和女编辑，是腊肠小陈和劈叉小章，是硬盘里30G的饭岛爱和芹沢直美。

三十年前的财富，是陈佩斯点100张100元的人民币。现在的财富是比拉斯维加斯还大20%的澳门博彩和被我安全部门仔细研读的快速变幻的中国富豪榜。三十年前的好表是海鸥和上海，现在的好表是三问月相万年历陀飞轮百达翡丽和清宫鎏金铜镶嵌珐琅料石转花花盆顶报时鸟音乐钟。

物件的确存在高低贵贱，但是物欲和物执并没有太多区别。可以追求对物件高低贵贱的见识的增进，但是别期望登上华山不想着泰山，登上珠峰不得抑郁症，不感觉人生虚幻。或许正道是知道这些高低贵贱的差别之后，通过勤修苦练意识到，这些差异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物质在不同时候，给我们的同样的细小的快乐和温暖，放佛黑暗中向一只小手握过去，不管它产于河南还是法兰西。只有在这种见识下，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烂梨也解渴，才能不强取豪夺，不拧巴，不折腾。

大宗师说，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西元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我坐在兰州机场的候机厅，窗外大雪，我在窗子里面等待飞往敦煌的飞机除霜完毕。

客户是个国家石油公司，每年在固定资产上花上千亿的钱。总部总想把花钱的权利收上去，地区公司总说，我操你妈。本来这次去地区公司访谈，应该我一个女同事出差，但是她前天小产，身心愁苦，不明白她肚子里的肉为什么被判了死刑，问天问地，无法释怀，于是让我来顶替。

第一站是兰州，从机场坐出租出来，道边的树木都长得比别处尖酸刻薄，溜着肩膀，缩着下巴，不像好人。中饭就开始喝酒、吃面、抽兰州牌香烟，香烟壳上有紫蓝色的飞天。负责招待的副总说，晚上我带你去城里逛逛，兰州晚上像香港，白天像阿富汗，我们都是塔利班，操总部这帮小畜生他妈们一千遍。最后一句是我加的。

第二站是敦煌，青海公司的后方总部。据说，青海公司有三个总部，两个在沙漠的盆地里，一个在敦煌，三个总部成三角形，相隔六百公里戈壁盐碱地。彼此往来的方式两种，直升飞机和丰田大霸王。直升飞机飞得快，死得也快，大霸王结实，坐大霸王的人，屁股也得长得结实。

坐在兰州机场很久，买了两次方便面，都泡热水吃了。广播里先是说，因为飞机延误所以飞机延误，然后说，因为天气原因所以飞机延误，再然后，我看见两个人没有任何保护爬上飞机尾翼，用个铁铲子刮尾翼上的冰块，冻得跟孙子似的。

冰块看不到了之后，我被通知上飞机，我找了个前排的座位，一屁股坐在一个大胖子旁边，大胖子眼窝深陷，一看就非我大汉族类。飞机起飞之前，一个双奶无边的空嫂对我身边的大胖子说，飞机太小了，需要平衡，你到最后一排左面就坐。大胖子脸一红，指着我，用不清晰的汉语，说，为什么不让这个人挪动？空嫂说，他瘦得跟杆儿似的，于事无补。大胖子脸再一红，说，你自己为什么不坐到后面去？你没瘦得跟杆儿似的。空嫂脸一红，说，信不信我叫乘警扔你出去？

从敦煌机场下来，海蓝的天，屎黄的地，树更小，但是毫不猥琐，叶子稀疏，精神健硕，紧缩成一束，仿佛一个个七天七夜水米未进的托钵僧。酒店前厅巨大，柱子上飞金龙，池子里飞金鱼，我和前台的服务员交谈，感觉我们的个子都很渺小，因为回音，提高了嗓音还是听不真切。

入住之后，有个瘦小的男人掐灭烟卷，尾随我进入电梯，瘦小但是毫不猥琐。他从怀里掏出一卷纸，说，这是我上周在鸣沙山后山捡到的，后山捡到的，都是唐朝以前的东西，你看看，值多少钱，你想不想买。我粗通古玉，对旧版书毫无了解，但是知道，这种事儿，一百件中有一百件假的。我没敢上手，怕是碰瓷儿，悄悄瞥了一眼，纸是真黄、真薄，看着真老，仿佛一吹就破，封面枯笔写着《不二甲乙经》，枯墨画着一个和尚，脸如满月，身躯妙曼，腰弯如勾，脊椎如簧，自己在给自己口交，笔意近明末石涛，近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厕所看到的壁画。我说，毛泽东选集四册在中国书店卖十五块，我也出十五块吧。瘦小男人说，再加五块，给你了。我说，好。

我洗了手，看了一宿。当晚大雪，如菩提树叶，如手掌，如渡船。月亮细窄，但是贼亮，灭了酒店房间的灯，合上全部窗帘，还是遮不住，直接刺进胸膛。卷子的文笔一般，文白掺杂，显然经过多人多次酒后药后女人后的高骇阅读和肆意篡改，笔迹和文风都有明显差异，至少有三个以上的男人，或猥亵，或愁苦，对最终版本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禅宗和尚中，文盲和禅油子从来丰富，见佛操佛，见祖日祖，连教宗最根本的《坛经》都改得面目全非。我无法完全辨别这卷《不二甲乙经》的真伪和添改先后，但是翻阅后莫名其妙地失眠，然后反复做梦，梦见非我大汉族类的胖子一刀刺进属我族类的空嫂的双奶，然后在凌晨坐起来，打开电脑，做为另一个猥亵而愁苦的男人，一边录入，一边再次肆意篡改这个真伪难辨的敦煌卷子。

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下，对强力“大政府”的憧憬、歌颂和幻想随处可见。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企业制度和企业家冒险精神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性。即使“性本恶”，也是必要之恶，仿佛不能因为有强奸而全体切卵。

说到底，还是平衡，好色而不淫，悱怨而不伤。

转贴许小年在《南方周末》的一个访谈。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为什么出现房地产泡沫？货币超发，银根过松。这是格林斯潘的一个巨大错误，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假设格林斯潘是个神，让他去决定货币政策，结果他一失手，大家跟着倒霉。

　　◆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货币多了就成祸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管住。

　　◆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如同天使与魔鬼，而没有想到这是在两个魔鬼之间的权衡。

　　◆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

　　南方周末：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是罪魁祸首，进而怀疑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制度。您如何看？

　　许小年：说问题都出在华尔街的贪婪，这是不顾事实也是很不公平的。

　　我自己的经历说明贪婪人人有份。1997年香港出现“红筹股狂热”，当时我在美林证券做研究，我坚持认为这些红筹公司不值这么多钱，估值太高了，明显有泡沫。为此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大到了可能因此而丢掉工作。压力不仅来自于贪婪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美林的高管，而且来自于众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几乎是逼着卖方的研究员写出他们希望听的话。如果没有券商的报告，这些基金经理就很难向他们自己的上级交代，老板会问：“明明有泡沫，你怎么还要买呢？”他会说：“你看看，美林、高盛都推荐了呀。”

　　那时和现在一样，大众街和华尔街一起疯狂。现在出事了，投资者摆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样子，说上了华尔街的当。这已不是第一次了，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后，投资者起诉大摩和美林的分析员，就是不说他自己在泡沫中做了什么。华尔街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就像我们A股从2000点冲到6000点，哪里是几家券商能造出来的行情，没有大众街的哄抬，指数怎么冲得上去？

　　历史上所有的泡沫，从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到2000年的科技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街的疯狂？所以不单单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贪婪，是我们所有人的贪婪。大家还记得吗，在2000年时，巴菲特因为拒绝参与科技股投机，差点被投资者炒了鱿鱼！

　　这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根子在次按造成的房地产泡沫。人们就指责华尔街，说商业银行只顾赚钱，放出了这么多的次按；投资银行利益熏心，为次按打包，卖出了这么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但是没人问问次按的借贷者，本来收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没有购房的能力，为什么偏要去借钱买房？也没有人问政府，为什么对次按睁只眼，闭只眼？谁都知道，“居者有其屋”的承诺是捞选票的好办法，政客们绝不会去提醒民众，买房要注意自己的支付能力，更别说次按的风险了。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很少见到有人发出警报，即使有，大家也不把他当回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在泡沫中，人们往往对投机和欺诈采取宽容甚至是怂恿的态度，有人把水搅浑，大家才好摸鱼啊。就像阿Q参加革命，想混进去抢一点浮财，事后才知道，还有砍脑壳的危险。

　　南方周末：人性的贪婪或疯狂，从来不乏例证，自从有市场的基本制度以来，有投资以来，基本上一次一次泡沫的性质和过程全都一样。但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市场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化出一套体系来，使贪婪受到遏制？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遇到重大挫折，看起来，从1980年代到今天，历史的钟摆又到了从一端摆向另一端的时刻。您曾说过，您相信市场，现在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小年：经济学中没有贪婪这个词，经济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消费者最大化效用，厂商最大化利润，投资者最大化回报，当然，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贪婪无可指责，谁不贪婪？充满贪婪的世界不会失序或者崩溃，因为有恐惧去平衡它。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泡沫中人们无所畏惧。

　　美国这次泡沫，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我这儿有个图(见图一)，能说明泡沫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美国的人均GDP(把它当成人均收入的一个近似指标)，看一下人均收入房价之比，这个比率很多年都稳定在一条直线上，但从2002年年中开始下滑。我们知道，那一年之后的人均收入一直在上升，这个比率的下滑只有一个原因——房价的上升超过收入的增加。从那时起到2008年，6年来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最近刚刚开始回调。从图上看，人均收入房价比要重新回到长期趋势线上来，还早着呢。

　　为什么从2002年开始出现房地产泡沫？因为美联储从2001年开始，连续减息，利率降到战后最低的水平。从时间上来说，降息在前，房地产泡沫在后，泡沫是由信用扩张吹起来的。为什么信用在那个时候扩张？货币超发，银根过松。

　　至于为什么要超发货币？那得问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前些天总算开口承认错误，说他不应该放松监管，但我觉得他是避重就轻，最重要的错误他不承认——为什么在经济和市场形势已经好转的情况下，他还要维持低利率？

　　这是他的一个巨大错误，但你不能责怪他一个人，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错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格林斯潘比我们聪明，于是把这么重要的决策交到他一个人手里。这是集体所犯的一个愚蠢错误，它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比格林斯潘更愚蠢。

　　格林斯潘的判断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担心美国陷入通缩，像日本那样一通缩就十几年，格林斯潘在2001年后决定维持低利率，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他在这里犯了错误，没有搞清日本通缩的真正原因。

　　在过去十几年间，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非常松宽的，但银行就是不放贷，因为大多数金融机构已资不抵债，不敢再放贷，货币政策再宽松也没用，银行不会把基础货币转化为信贷，也就是货币政策的中间传导机制断掉了，不是心脏供血不足，而是血管堵塞。对日本来说，要想货币政策起作用，不是增加心脏的供血量，不是央行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而是要尽快疏通血管，重整银行、金融体系。但是日本的政治家、金融界和民众怕疼，谁也不愿意改，一拖就是十几年。

格林斯潘误读了日本，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效看成是货币政策的失效，以为是货币供应不足。这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假设格林斯潘是个神，让他去决定货币政策，结果他一失手，大家跟着倒霉。

　　弗里德曼很多年前就说，货币政策不能由中央银行来相机抉择。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以此为基础，在正确的时点上、用正确的力度，进行恰到好处的货币政策操作。这是给神提出的要求，而我们之中没有神。由人来操作货币政策，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作的研究中，他们用大量的数据说明，美国的货币政策非但不能熨平经济周期，反而制造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货币政策是波动的根源(见图二)。为了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货币供应，所以弗里德曼提出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长3%，和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无为而治，别瞎折腾，别假装你能先知先觉。

　　弗里德曼的思想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强烈影响，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虽然粗糙，但抓住了现代市场经济和货币之间的一些根本的关系，例如哈耶克就认为，货币供应的增加会导致利率低于均衡水平，从而刺激对资本的投资。当商业银行手中握有一大堆现金，当所有符合标准的申请人都已经拿到按揭贷款的时候，剩下的钱怎么办？银行一定要把它变成生息资产，否则每天还要支付储蓄者利息，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次级按揭就应运而生，把钱贷给了不合格的人。

　　次按的产生和银行的贪婪有关，和购房者的贪婪有关，和投资者的贪婪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货币发得太多了，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多余的钱就四处为害，制造泡沫。投资者买了那么多次按产品，不就因为手里的钱太多了吗？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同样是因为流动性过剩。货币发行是谁的责任？中央银行。你说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做次按生意的，不只是雷曼兄弟和美邦保险(AIG)，还有“两房”。“两房”是政府支持的企 业(GovernmentSponsoredEnterprise，GSE)，拿着政府信用去做资产证券化，用格林斯潘的话讲是“风险国有化，收益私有化”，他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对的。“两房”占有美国房贷市场的半壁江山，得到参、众两院长期和有力的支持。为什么呢？“两房”表面上降低了民众的购房成本，政治上是得分的，而且“两房”为议员们提供了不少政治捐款。现在“两房”也出事了，你说这是市场失灵呢，还是政府失灵？

　　泡沫迟早要破灭，谁不怕股价下跌？但是没有关系呀，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市场动荡，美联储就减息，稳定市场。“9·11”事件发生后，照例减息，华尔街戏称这种政策为“格林斯潘期权”，出事儿有格老撑着，你还怕什么？贪婪与恐惧失衡，你说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我的看法是两类失灵都有。

　　南方周末：如果市场足够有效率，或者监管足够有效率，会不会有一种机制可以遏制泡沫？

　　许小年：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谁能预见到，次按会闹出这么大的问题？还是要从源头上控制货币供应，货币多了就成祸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管住。

　　中国的监管不可谓不严吧，当我们在稳定汇率的压力下，放出了大量货币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泡沫，股票市场上、房地产上、还有实体经济中的泡沫——过剩产能。你管得住吗？我们这儿是强势政府，说打压房价、股价就打压，说不让投资上项目就上不了，这都控制不住。为什么中国的出口这几年势头这么猛？国内产能过剩，逼得没办法呀！不得不往海外走。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工具比我们还少，他怎么能防止泡沫？

南方周末：这次危机中有市场失灵的因素吗？金融衍生品泛滥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许小年：当然有市场失灵的因素。

　　货币超发，次按大行其道，商业银行其实心里有数，次按违约率高，是有风险的，他要把风险转移出去，于是就拉着投资银行搞资产证券化，把次按打包切块，做成MBS(抵押贷款证券化)、CDO(债务抵押债券)，卖给投资者，回收现金。

　　市场可以分散风险，但前提是投资者知道如何为风险定价。CDO这类的产品过于复杂了，在CDO的基础上又做出了CDO平方，层层切块组合，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怎么定价。市场如果不能定价，当然就是失灵了。投资者这时就把定价的任务交给了评级公司，可是评级公司也没有定价公式。大家知道评级公司没有定价方法，只不过找到这么一个机构，有了一个说法，就可以开炒。投资者忘记了巴菲特的原则，不懂的东西千万别碰。由于搞不懂，心里毕竟不踏实，投资者就去弄一个保险，CDS(信贷违约掉期)，美邦也乐得多卖个保险产品，谁想到后来正是CDS把美邦拖垮。

　　市场失灵怎么办？政府干预吗？禁止资产证券化？恐怕不行。商业银行永远面对着一个矛盾——短存长贷，贷款期限大于存款期限，资产的流动性低，风险高。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监管者不能因噎废食，卡住不让它发。在定价环节上靠政府吗？如果市场没有定价公式，为什么政府就有呢？布莱克和舒尔茨教授因推导出了期权定价公式，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里我们又假设了一个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的政府，能在黑暗里照亮我们的道路，找出我们不知道的定价方法。如果政府也不知道如何定价，监管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当然，监管当局可以规定，太过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准上市。但是政府怎么判断哪些过于复杂，哪些利大于弊，可以放行呢？它有足够的信息和金融产品的知识吗？还是那个问题，政府比市场更高明吗？所以市场失效并不意味着政府有效，靠市场还是靠政府，对具体案例要做具体分析。

　　南方周末：那政府的监管能起什么作用？

　　许小年：监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而不在具体产品和风险的判断上。比如要不要监管投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有必要的，防止杠杆率过高，这次雷曼、美林、大摩、高盛以及众多的对冲基金都吃了这个亏。第二，对冲基金要不要有最基本的监管，我认为也是需要的，可以考虑上报信息的要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不能太多太细，避免把对冲基金管死。对冲基金有着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有着实实在在的市场功能。第三，CDS那样的市场完全没有监管，恐怕也不行。

　　监管的另一作用提出公司治理机制的新的指引。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华尔街的一些制度设计问题，投资银行高管们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世道好的时候，每年可以拿几千万美元的奖金，世道不好的时候，照样活得很自在。于是大家都去冒险，冒险成功，收益他有一大份儿，如果失败，惩罚落不到他头上。把公司搞破产了，他在雇用合同中还有一个黄金 降落伞的条款。不能给他黄金降落伞，要给他一个进监狱的通知单。

为什么在这次危机中，高盛损失最小？有人认为和它以前的合伙人制有关。对于上市公司，高管玩的是股民的钱。在合伙人制度下，高管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在拿自己的钱赌，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肯定会比上市公司强。什么形态的金融机构更好一些，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华尔街的确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道义谴责所能解决的，要靠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政府可以发个指引，具体落实是股东、董事们的事，是市场的自我改正。

　　特别需要注意，监管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可能带来另一类危害，那就是阻碍创新，过度管制而窒息金融体系的活力。这类危害在国内看的太多了，由官员自身的激励所决定，监管总是倾向于保证绝对安全，因为出一点事，他就有可能丢乌纱帽，而创新的收益又没有他的份儿。过度监管的另一原因就是寻租，一个发审会的名单就可以卖几十万。你看我们的企业债市场，不就是给管死的吗？

　　要区分监管和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更多地靠制度，而不是监管。监管机构有多少人，他哪里盯得过来，他怎么能判断哪些是好的风险，哪些是坏的风险？把风险减少到零，即使可能，也不可取，因为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识别风险，为风险定价和分散风险，你把风险控制到零，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风险等于零的时候，收益也是零，金融机构活不下去，也没有必要活下去。

　　应对市场失灵，要做成本效益的分析，更多地从市场基础制度的调整上来想办法，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加强监管，监管是最后一道防线，也往往是成本最高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市场是万能的，但也从来也不相信政府是万能的。制定公共政策，一定要考虑到监管的成本，成本包括信息和人员成本，更重要的是抑制创新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公众在这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缺乏监管，金融机构在利润驱使下过度创新引起的风险；另一个是在求稳心态和寻租冲动下的过度管制。我们要在两个“魔鬼”中选一个(TheLesserofTwoDevils)，并不是在魔鬼和天使中进行选择，别搞错了。请注意“魔鬼”和“天使”这两个词，在这里没有任何道德褒贬的含义，只不过是“成本”和“收益”的拟人化说法。

　　所有凯恩斯主义者的错误也正在这里，他们正确地看到了市场失灵，却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如同天使与魔鬼，而没有想到这是在两个魔鬼之间的权衡。两个魔鬼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或者均衡吗？可能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到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大萧条是一次试错的过程，这次危机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不要把货币政策交给个人，重温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按固定的增长率供应货币。固定规则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无法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如果处在当前这样的金融危机中，固定规则会束缚央行的手脚，没法增加货币供应以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设立授权标准，当金融体系出现崩溃的危险时，可以由立法机构授权中央银行来救援，一旦局势稳定，重新回到固定规则。

　　南方周末：您如何看待那么多的声音批评自由市场制度？

　　许小年：这是一种有意思又很奇怪的社会心理。中国人讲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一看市场出问题了，大家马上就觉得市场是个妖魔，得有人来管管，而且人们对于自己管理市场的能力，总是估计过高。过去我们常说，“认识自然的目的是改造自然”，现在不提改造了，现在的口号是“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什么有这个变化？人类学聪明了，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

　　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人类创造过很多东西，最后也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所及。比如说互联网，它的运作方式现在有谁能说的清楚？没有，就这么创造出来了，有谁想过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全面地描述互联网的运行，以便于我们进行集中的管理和调度？

　　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市场体系是同样的，经过每一次危机，我们都对市场有了新的认识，都会采取措施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但是由于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市场运行的规律，将来还会发生危机。对于这一点，人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也许和“不可知论”的名声不好有关，人们总把“不可知论”和消极、宿命联系在一起。

　　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现在不急于下结论。有些事已经看的比较清楚了，像货币供应，千万不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太多。其次，问题不在华尔街的贪婪，人性生来贪婪，大家都一样，要问的不是如何抑制华尔街的贪婪，抑制华尔街的贪婪等同于抑制每个人自己的贪婪，而是要问应该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现贪婪和恐惧的平衡。

　　到目前为止，关于制度重构的讨论很少，连货币政策规则都不讨论，忙着指责这个，指责那个，用“甲不好，乙就一定好”的逻辑，否定自由市场制度。自由市场制度的确遇到了麻烦，但这不是它的终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自由市场制度仍将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尽管它不完美，而且问题不断。